杨晓林 《中国艺术报》2020年约稿。
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电影史，是一部乡土中国人际关系变异史，也是一部乡村数代人的生存奋斗史，更是一部现代文明深入乡土中国肌体的演变史。“乡土叙事”是中国电影人面对农村题材时的必然选择，不但充溢着一代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也赓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
乡土中国决定了中国电影的底蕴和样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构建起的“乡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性所在。电影是舶来品，上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后迅速入乡随俗，中国化的过程可谓是“乡土化”的过程。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是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离不了泥土（珍惜土地）、不流动性（安土重迁）、熟人社会（聚村而居）的全方位阐释，对由“私”的个性造就的“差序格局”（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乡土伦理与政治宣教、现代伦理与法治，及城乡对立等诸多矛盾的深度剖析。
一、乡土文化对政治宣教的“迎”与“拒”
表现乡土文化对政治宣教的“迎”与“拒”，是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主流。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旨归，电影与静水流深的戏曲一样，一直承载着“高台教化”的功能。而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如《农家乐》（1950）、《白毛女》（1951）、《春风吹到诺敏河》(1954)、《洞箫横吹》(1957)、《花好月圆》（1958）、《康庄大道》(1959)、《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李双双》（1962）、《丰收之后》（1964）、《艳阳天》（1973）、《青松岭》（1974）、《金光大道》（1975）、《春苗》（1975）、《欢腾的小凉河》（1976）、《甜蜜的事业》（1979）等，内容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等政治运动和时势政策密切相关，传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基本都是农村政策的影像解读，在“主题先行”观念的支配下，脸谱化的主人公往往是政治传声筒，政策代言人和方针阐释者。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伟光正”的革命浪漫主义遮蔽了乡土文化的质朴和粗粝，影像中的乡村生活尽管美好，但不真实。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农村题材电影盛极一时，脱贫致富是时代最强音，也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艺术观念的改变，以《月亮湾的笑声》（1981）、《喜盈门》（1981）、《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两部，1981）、《冤家路宽》（1981）、《车水马龙》（1981）、《陈奂生上城》（1982）、《张灯结彩》（1982）、《赵钱孙李》（1982）、《生财有道》(1983)、《咱们的牛百岁》（1983）、《不该发生的故事》（1983）、《月亮湾的风波》（1984）、《人生》（1984）、《咱们的退伍兵》（1985）、《野山》（1986）、《老井》（1987）、《哦，香雪》（1989）、《走出地平线》（1992）、《香香闹油坊》(1994)、《留村察看》(1994)等为代表的影片，打破了“十七年”同类作品刻板教条的叙事模式，力争实事求是地展现“山乡巨变”，表现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与强势的国家权力间的博弈，显示出“政策式现实主义”电影的转型与进步。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深得民心，而与政治经济政策变化同步的农村题材电影——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电影，也蜚声国际影坛。
进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表现社会变革、爱情婚姻，留守儿童、村官选举、恶霸横行等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天狗》（2006）、《光荣的愤怒》 (2006) 、《决战刹马镇》（2010）等，表现乡土文化和公共利益的守卫者与猖獗的黑恶势力生死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二、直面乡土中国问题，颂扬自强不息精神
新时期以来，城乡文化对立且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不仅面临政治经济的重压，也面临着文化心理的困扰。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敢于直面现实，表现乡村社会的灰暗面，表达向城市化过渡中的困惑、痛苦和抗争。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中乡土社会买卖婚姻盛行，自由恋爱被认为伤风败俗，沈存妮不堪忍受闲言碎语自杀，小豹子则因“强奸致死人命”入狱，妹妹沈荒妹因此感到耻辱和恐惧，导致性格孤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中离了婚的秀云暗恋姐夫金东水，受不了积毁销骨的谣言跳水自尽，《陈奂生上城》（1982）通过贫穷户陈奂生入城的遭遇折射城乡的差距，《人生》（1984）中知识青年高加林到城里工作后抛弃巧珍，却最终失去工作也失去了爱人。《二嫫》(1994)、《一个都不能少》(1998）、《好大一对羊》(2004)等表现了主人公保守和执拗所导致的尴尬和窘境。《黄土地》(1985)、《良家妇女》(1985)、《湘女萧萧》(1988)、《红高粱》(1988)、《黄河谣》(1989)等批判传统伦理对个性和自由的压抑，极具现代意识。此外如《过年》（1990）、《惊蛰》(2004)、《红色康拜因》(2007)、《光棍儿》（2011）、《最爱》(2011)、《hello!树先生》（2011）、《人山人海》（2012）、《美姐》(2013)、《一个勺子》（2015）、《心迷宫》（2015）、《喊·山》（2016）、《健忘村》（2017）、《村戏》（2018）、《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等聚焦人性的多元与复杂，揭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深入探索了农民的生存窘境。
“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冲击和消融着“乡土文化”，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和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乡土社会”也力求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以期涅槃重生，乡土文化的坚守者常显得悲壮而又崇高。如《王首先的夏天》（2002）、《美丽的大脚》(2002)、《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2002）、《暖春》(2003) 、《暖》(2003)、《上学路上》（2004）、《大山深处的保尔》（2005）、《留守孩子》（2006）、《三峡好人》（2006）、《马背上的法庭》(2007)、《落叶归根》（2007）、《图雅的婚事》（2007）、《杨善洲》（2011）、《十八洞村》（2018）、蜻蜓少年 (2019)等批判乡土文化落后的一面，在揭示乡村物质和文化困局的同时，也在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表现接受新思想的主人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三、传统“礼治”对现代法治的抵抗及皈依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礼治”（亦说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源远流长的中国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礼治”方式，不但是儒家文化赖以生长且千年不衰的肥沃土壤，而且铸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但自“五四”以来西学进入，随着新中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乡土伦理的坚冰就开始缓慢消融。新中国农村电影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反映乡土伦理对现代伦理和法治的抵抗和皈依，积极承担起了文化启蒙和法治宣教的功能。
“十七年”期间，由于过于强调电影的“政治工具”功能，对现代伦理和法治思想的启蒙探索是停滞的。及至80年代，随着外部思潮的再次涌入，这种探索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两部，1981）、《人生》（1984）、《野山》（1986）、《老井》（1987）等电影中重启，对极左政治反思，对“改革开放”的热切欢迎，对新生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就成为这些电影的主调。
20世纪90年代，农村题材电影取材更多样化，涌现了表现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乡土伦理矛盾的力作，如《秋菊打官司》（1992）、《血色清晨》(1992)、《香魂女》(1993)、《被告山杠爷》（1994）、《盲山》（2006）、《天注定》（2013）、《我不是潘金莲》（2016）等。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乡土伦理”的矛盾冲突的当事人，几近法盲，在法治日益深入的社会中，他们以“唐吉柯德”式的执着按照乡土伦理为人处世，或者事与愿违，作茧自缚，或者法制观念的淡漠，违反法律而受到惩处，酿成了人生的苦酒甚至悲剧。
农村题材电影表现国家权力和法治观念向乡土世界的扩张，随着农业政策落地生根，商品经济萌芽，城市化浪潮兴起，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和乡土伦理由松动转向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法治秩序和现代伦理逐渐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必然。
四、歌咏乡土温情，憧憬田园牧歌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然、诗意、和谐的栖息之所，礼尚往来、守望相助、安老怀少、勤俭持家、人情面子等约定俗成的乡规乡约处于支配性地位。而破坏了这些旧规的现代文明让都市人变成了槛花笼鹤，当感觉不舒时，充满着怀旧色彩，倾向于歌颂乡土文化田园牧歌的乡土叙事，就给伤痕累累的新都市人提供了精神慰藉。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电影由于思想禁锢，很难直面生活的灰暗，但积极、乐观、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是令人缅怀。如《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把政治伦理化，展现了理想化的农村生活图景。就是80年代《乡情》《飞来的仙鹤》《乡音》《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哦，香雪》等也承继了这种讲述幸福吉祥，合家欢乐的传统。特别是《边城》（1984），更寄托着创作者对邈如旷世的湘西乌托邦家园的憧憬，对“乡土社会”非功利性、超世俗性生活的向往。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乡土社会”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随着大多数的青壮年迁家进城，由中老年坚守的乡村或被改造，或者凋敝，成了大多数生于斯长于斯的新都市人回不去的故乡。农村题材电影寄予了人们对于乡村更为复杂的情感，乡村更多的成了一个言说理想栖息地的舞台。如《我的父亲母亲》（1999）、《那山那人那狗》（1999）、《诺玛的十七岁》（2003）、《花腰新娘》(2005)、《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孙子从美国来》（2012）、《春天的马拉松》（2018）、《十八洞村》（2018）等怀恋与歌咏传统农业文明，表达了对乡村淳朴生活的怀恋。
将“乡土”以“他者”的形象进行“唯美想象”，正是创作者反思城市异化，对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但无论如何，农村城市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尽管传统文化的精粹值得尊重、喜爱和发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被破坏，传统艺术和传统生活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如《百鸟朝凤》（2016），讲述老艺人焦三爷对唢呐艺术的坚守，无疑就是一曲唱给乡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挽歌。
结语
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是农村题材冲突戏剧设置的根基，而与天灾人祸的抗争是乡土叙事的主旋律，表现乡村异变是农村题材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乡土社会”的根基由动摇到逐渐崩溃的过程。乡土文化是中国人千年生活的主导，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表现乡土伦理和政治伦理及法制伦理的矛盾，既描绘传统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诗意和美好，也揭示其病症，人物和事件富有生活质感，是我们认识新中国农村70年坎坷发展的历史影像和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作者：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