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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沾满旧污渍,打满老补丁的老式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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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电影眼”新片评分榜第65期评语。

    《邪不压正》7分。老北平的风物掌故及皇都京城做派尚可一观。驾轻车走熟路的演法和导法依旧,生猛老辣的气场依旧,大开大合的戏剧张力依旧,倨傲凌厉的镜头和剪辑依旧,敢在鳞次栉比的房脊飞上窜下地跑酷骑单车,不走寻常路的枭雄心依旧……但抗日和复仇的老梗如一件被穿了八十一年而褪色的老式棉袄,上面粘满心术、权谋、情色、血腥、残忍、吊威亚这类抗日神剧的旧污渍,也打满粗口、荤段子、话痨、抖机灵、玩世不恭和油滑的这类自恋自嗨的老补丁。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少年张狂和恣情快意,没有《鬼子来了》那般对人性和文化劣根性的沉重反思,没有《太阳照常升起》那种金线串珠式叙事和怪诞暧昧的迷魅,没有《让子弹飞》那样发动革命太难的痛彻感悟,没有《一步之遥》那些对当下社会嬉笑怒骂式的揶揄和讥刺!哈姆莱特式的战胜“心障”而快意恩仇的主线和成长主题,也因喧宾夺主拖沓延宕而流于散漫不经。

    有形而无魂,咳唾难成珠,虽有雪胎梅骨之周韵,见素抱朴之彭于晏,菊老荷枯之许晴,依草附木之廖凡,悬赘附疣之史航,左支右绌之安地……但顾盼自雄之姜文,让期待中的阿修罗道场变笑闹场,无间地狱变温柔乡和色欲乡,影片妥妥地坠堕为让人心悸肉颤之“杂耍”。斗胆一言以蔽之,有点“姜郎才尽”矣!

 

 


《小偷家族》:天下无贼,人间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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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导演是枝裕和一直用一种安静的家长式视角观察世界,特别是家庭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电影总充满着温和的观察力和一种慎重, 从容的节奏。

在《小偷家族》中,男主角柴田治(中川雅也)首次亮相时, 他正在和儿子祥太 (城桧吏) 在一个高档社区的杂货店里行窃。偶然的机会, 他们遇到了在附近露台上瑟瑟发抖四岁小女孩由里 (佐佐木美雪) , 他们带她回家吃饭, 给她提供一个避难所。

他的妻子信代(安藤樱)为家里多出一张嘴需要喂养而感到恐惧。这家人生活在贫困线上--尽管她有工作, 丈夫偶尔做些建筑工作, 奶奶也会拿出她的养老金补贴家用。不过, 在发现尤里的手臂上有烧伤的痕迹, 并且看起来很脆弱之后, 她同意了收养由里。

大家都欣然欢迎新人加入到他们混乱的非传统家庭中, 而且由里还在这间被重重公寓楼包围的临时房屋中与祥太成为了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随着警察调查女孩失踪案件, 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里很受大家的欢迎, 而且很明显她在新环境中生活的很幸福, 所以"绑架" 这个小问题暂时被我们搁置脑后。但是, 显然这个大家庭中的特殊关系从此开始变得不再像之前那么简单明了了。

《小偷家族》的灵感 (就像导演2004年的电影《无人知晓》那样) 源于一则新闻故事, 这赋予了影片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感, 而且延续了导演将小孩子作为局外人的创作偏好。尽管这个家庭很不正常, 但是他们彼此关爱--这个悖论引起了是枝裕和的兴趣, 正如我们被他的电影世界所吸引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影片折磨人的节奏而主动放弃, 但影片的基调却既诙谐幽默又令人心碎。显然, 这部电影赢得了凯特·布兰切特率领的戛纳电影节陪审团的欢心,所以被授予了金棕榈奖.

[小偷家族]香港预告片

《帝企鹅日记2:召唤》极地在呼唤,企鹅要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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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吕克·雅克开创性的观察南极恶劣气候下帝企鹅繁殖季节生存状态的《帝企鹅日记》赢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从那以后, 迪士尼自然先后在2010年的《海洋》里探索海底深处、通过2012年的《黑猩猩》在非洲森林中漫游。而这次将观众带回到熟悉疆域的《帝企鹅日记2:召唤》是该公司制作的首部续集, 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诚然, 《帝企鹅日记2》的旅程与第一部非常类似,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恰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已经看过帝企鹅的困境----他们从海洋重返繁殖地的漫长旅程, 他们的深海跳水, 他们的孩子为生存而战----但是这次有所不同。 吕克·雅克返回南极的原因与其是说是为了给观众讲述一个全新的关于帝企鹅的故事, 不如说是进一步利用先进技术来更好地捕捉企鹅及其生存环境的美丽和残酷。 《帝企鹅日记2》不像是一部续集, 更像是对第一部影片的翻新, 就像一本受外部世界影响而重新编辑的教科书.

这次通过使用4k摄像机, 空中无人机和冰下潜水设备, 吕克·雅克突出了帝企鹅的旅程和生命周期令人惊叹的美丽, 同时也捕捉到了企鹅在冰冻地面上和深海潜水的旅行。后者特别令人惊叹, 让观众更清楚地认识到, 这只不会飞的鸟在陆地上僵硬又笨拙, 但一旦来到水下它将变成另外一种雄伟而敏捷的生物。


正如片名“召唤”所暗示的那样, 续集的叙事也有意从2005的第一部中分离出来, 更多聚焦于帝企鹅繁殖的下一代, 从它们降生蹒跚地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 到最后脱离照顾了他们几个月的父母。不过小企鹅探索新世界的冒险只占据了电影的最后二十分钟, 这部续集完美地进一步展现了上一部电影不曾触及或者被省略的企鹅生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 就这个差不多就是关于 "成长" 的故事而言,《帝企鹅日记2》如果时长能够更长些反而会更获益, 因为前一个小时中的许多内容虽然有趣,而且视觉上也很诱人, 但在《帝企鹅日记》中已经详细探讨过了.

就像 2005 年的《帝企鹅日记》一样,《帝企鹅日记2》成功地让痴迷大自然的年轻观众融入到了那些看似存在于世界之外的动物中, 就像我们也居住在他们所栖息的地球的角落里一样。在许多方面,《帝企鹅日记2》可能比前一部更适于儿童, 特意模糊了个别企鹅生存的残酷性。第一部并没有回避直接展示一些企鹅由于寒冷, 疲惫, 掠食者等原因而丧命, 而且使用的词语基本上也毫不含蓄, 例如 "消失",令年轻观众目睹企鹅死亡不免伤心难过。而《帝企鹅日记2》并不那么残酷,不过并不是说这里没有什么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例如一只母企鹅向配偶转移企鹅蛋, 一只年轻的企鹅掉进冰冷的水里,还大型鸟类的偷袭。

《帝企鹅日记》的成功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讲述人摩根·弗里曼, 因此电影制片人明智地要求续集英文版依旧沿用其低沉的标志性嗓音。毋庸置疑,弗里曼的声音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过于游离,为影片提供了一种让人舒适的熟悉感, 亲切地引导观众穿越这片冰冻地带。


《帝企鹅日记2》更清新, 更自信, 充满了让人惊叹的时刻, 从这方面来说无可否认它比前一部更佳, 但是这些意义并不大。这部续集原本有机会探讨气候变化如何改变冰盖, 如何改变这些企鹅行走过的冰面,但这些机会都被浪费了。弗里曼经常提到气候变化, 而且镜头也显示了气候变化对这些动物有多么大的影响, 但这个本值得纪录片大书特书的问题却被轻描淡写, 没有得到进一步更详细的讨论。

《帝企鹅日记2:召唤》显然是在提醒观众, 与这些适应性很强、讨人喜欢、而且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动物行进在同一个星球上, 是我们的荣幸。吕克·雅克通过企鹅的仪式和互动轻松地挖掘出了地球上所有生命所共有的自然主义经验, 巧妙地提醒观众, 所有生物的生存方式都是相似、独特而又奇异的。这部纪录片进一步揭开了帝企鹅, 及其生存环境和冒险的神秘面纱, 并且带领观众再次体验了一场华丽又震撼的南极之旅.

 

[小企鹅大长征2] 香港预告片

《嗝嗝老师》:教育公平不受限,不怕输在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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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嗝嗝老师》讲述了一个令人愉悦, 但有点老套乏味的寓言故事,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继去年了不起的《起跑线》之后, 又一次有趣地聚焦于印度教育系统。

《嗝嗝老师》侧重于影响学业成就的两个不同障碍: 残疾和贫困。残疾方面通过主角奈娜(拉妮·穆赫吉), 一位患有抽动症的教师予以呈现。催人泪下的回忆片段展示了她小时候因为无法控制痉挛发作、抽搐发声而被老师蔑视, 沦为同龄人嘲笑对象的辛苦挣扎。

成年后奈娜想要踏上教师岗位, 但她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向学校董事会成员和校长解释她的神经状况, 而不是谈论她的资历。就像2007年的《地球上的星星》关注诵读困难一样,这些场景说明了在教育公众充分了解特殊疾病和使印度教育系统更热情地接纳各种问题学生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管是小孩子的时候,还是现在作为成年人,奈娜唯一的要求就是被当做一个正常人来对待, 为此, 电影的叙事焦点迅速从她的抽动综合症上转移开了。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一些不友好的玩笑之后, 她班上的学生和同事们不再注意她的抽搐, 以此说明了担心她的情况会影响课堂教学是完全没必要的。


奈娜在学期中被雇来教一个臭名昭著的全是反叛贫困青少年的班级, 因为著名的圣诺特克尔中学——以德国著名的口吃修士诗人诺特克尔‧巴布鲁斯的名字而命名——为了扩大操场,拆毁了这群孩子原本所在的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才被这间私立学院录取。科学系的老师瓦迪亚先生 (内拉吉·卡比) 认为奈娜和这群孩子都不属于圣诺特克尔。如果这群孩子们四个月后期末考试不通过, 那么奈娜和她的学生都将被开除。

《嗝嗝老师》试图展示这群学生的困境——不仅包括学校管理人员对他们的偏见, 还有贫困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当奈娜到访孩子们居住的贫民窟时, 她发现他们要么在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 要么在帮助他们的父母干活或一个人工作, 或者排队等待数小时从加水车上接几桶水,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家庭有自来水。相比于争夺基本生活必需品,学习只能居于次席。

与《起跑线》关于公共教育内在正义的开明左派观点不同, 《嗝嗝老师》的政治理念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幻想,即这是一个精英主义的世界,教育是解决贫穷的主要方法(反对公平待遇,反对平等获得诸如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等公共物品)。"你们都擅长责怪自己的处境," 中产阶级的奈娜这样责怪她的学生。

这部电影错误地将所有教育障碍都视为等同的。如果奈娜能克服她的神经系统问题, 成为一名教师, 那么这些可怜的孩子就应该能够通过他们的考试。这部电影不承认奈娜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所拥有的诸多优势。她的母亲有时间辅导女儿的教育。她的弟弟拥有一家生意很好的高级餐厅。即使是奈娜的父亲, 虽然他因为奈娜的抽动症而感到尴尬,抛弃了他的家人, 但他还是利用他的关系为她安排了银行的工作。尽管奈娜有缺点, 但她仍然拥有一些她的学生们梦寐以求的资源。


不过, 《嗝嗝老师》确实宣扬了一个观点, 即每个孩子都有长处, 即使一开始很难被发现。奈娜使用一些非正统的方法使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理解抛物线和化学反应等概念, 即使他们不知道明确的学术术语。学生们在一个看到他们内在价值的成年人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而观众可以从影片故事中感受到很多这种鼓舞人心的励志电影所共有的熟悉套路。

拉妮·穆赫吉的温暖热情使奈娜成为一个特别可爱的弱者, 相比其他人对她的质疑,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先克服她自己的自我怀疑。所有扮演她学生的年轻演员都表现得很好。内拉吉·卡比饰演的瓦迪亚先生作为反派非常耀眼, 不过这更应该归功于剧本对角色的刻画,而非内拉吉·卡比表演的功劳。

《嗝嗝老师》并没有什么创新性, 但是像它、《起跑线》和《地球上的星星》这样的电影都显著地提醒了印度教育系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需要更好地服务于所有的学生。

《调音师》-------死在自己制造的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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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电影空间

 

        十四分钟,不长,却在最后四分钟让人不断推测结果,不搞明白,寝食难安。
        亚德里安死没死?肯定死了!在按响门铃时可能有一只眼已在门眼中观望;
        亚德里安没死? 那只是观众的期待,那双带血的手弹出的旋律太美,让冷血沸腾,让举起凶器的手颤抖;让本来该发生的一场血光之灾,在音乐响起时凝固。
        可是,亚德里安必须死!
        热爱钢琴,梦想成为大师的亚德里安,苦练多年就是想在伯恩斯坦钢琴比赛上出人头地,而梦想被名次破灭,只好做调音师,然而,在梦想沦为贪婪的野心衬托出内心黑暗的狡黠,危险在悄悄靠近。他不顾经纪人的反对,坚持以盲人调音师进入不同家庭,沉浸在窥视的自我陶醉里幻想因同情而挣更多的钱。
        终于,有一天,在成功的演绎中丧失了警觉,当他敲第一次门时,里面传来拒绝声,他持续按门铃,并查看记录本以防记错,门终于开了,一个老妇人在对门的直视中极不情愿地请他进门,没走几步一个趔趄扑到一个浑身是血的死人身上,吓得魂飞魄散,故做镇静,老妇人看着他说是油漆要帮他洗衣服,他只好从命,开始调琴。突然想起老妇人洗衣服时会看到他的笔记本,曝露他不是盲人,各种猜测在翻腾,老妇人会不会杀我?
        他猜对了,他身后的老妇人已举起凶器,他看到了一切,所以他必须死!
        本来,他是可以救自己的,在他猜想着一切可能性的时候,突然转身,以他的年轻和力气本可以轻松制服老妇人,可他没有,只是在猜测,一如他幻想盲人会得到更多同情挣更多钱一样。
        他自己找死的。
        影片一开始很轻松,看着一个年轻帅气的调音师如何玩转世界,他得意自己的创意,沉浸其中,最后四分钟,剧情反转,一个镜头推进老妇人刚刚枪杀老公,一脸凶残,调音师突然到来跌倒在血泊中,空气中顿时杀气腾腾,影片并没有展现调音师被杀的过程,只是留给观众许多想象空间,各种可能,但结局只有一个:调音师死了。
        他死于自己制造的游戏中…

《找到你》:于事无补的“仇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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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电影眼”新片评分榜第74期评语。

《找到你》7.5。选取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表现女性生存困境和“两性战争”,继续着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脉——女性解放话题,给蔚然成风的女权运动添柴加火,选材颇吸睛。内容的涵盖面很广,料足,有大格局的雄心,把苦情片、犯罪片、悬疑片的元素混搭,叙事缜密,虚实相应,主次分明,颇具匠心。从最初的妇女解放阶段,发展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及至当今的双性和谐阶段,女性的生命境遇和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本片刻意夸大了女性的苦难和英勇,矮化丑化男性的婚姻家庭形象,夸大男性的家暴、自私、愚蠢、予取予求,不解风情,不懂怜香惜玉,不会相濡以沫。如“主题先行”泛滥成灾的抗日神剧一样的,颇有“仇男主义”的“抗男神剧”味道。加之咆哮体表演、大段的女权宣言、缺乏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鲁迅先生笔下的“子君”、“祥林嫂”,阿加莎笔下心机缜密的“复仇女”一一再现,与“妇女快要顶半边天”天下大势颇不相合。其实,“两性战争”被“双性和谐”所取代是时势使然,是大势所趋,是时代主旋律,只有如实的反映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关系现状,着眼于探讨现实问题和两性困境的电影才能叫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刻意地夸大和丑化只能拉仇恨,燃战火,撕裂痕,互伤互害,于事无补。

不吐不快!《亡命救赎》让人遗憾的三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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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亡命救赎》让人遗憾的三大缺陷


尽管梅尔·吉布森可能不再是曾经那位票房灵药, 但他并没有荒废自己的演技, 在这部猛烈的低成本惊悚片中交出了他近期最强劲的一次表演。

《头号公敌》导演让-弗朗西斯·瑞切执导的这部惊悚片之前曾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 在烂番茄上也获得了热烈的积极评论, 截止目前新鲜度高达89%, 也理当如此。

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 吉布森自然并非适合每个人, 但是对于他的粉丝或者那些喜欢狂暴激烈R级复仇惊悚片的影迷来说, 这正是他们的菜。上一次看到吉布森的作品还是两年前他导演的《血战钢锯岭》, 这次终于看到他在大银幕上复出, 但愿影迷们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这里只说说《亡命救赎》的不足之处..。

不吐不快!《亡命救赎》让人遗憾的三大缺陷


3. 剧情发展完全在意料之中

可以说, 如果你想看一部叙事充满惊喜的电影, 那么《亡命救赎》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只要你看过足够多的复仇惊悚片, 就能够很快知道故事的发展方向, 甚至轻松掌握剧情节奏。

当然, 影迷可以争辩称, 这部电影的亮点本就在于表演和制作, 而非故事是否出人意料, 但是如果你希望看到一部颠覆类型公式的电影, 那么《亡命救赎》真的不适合你。它在既定的叙事公式内运行得非常好,但并没有太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不吐不快!《亡命救赎》让人遗憾的三大缺陷


2. 中间部分节奏欠佳

尽管影片大部分时候节奏都很急剧, 但到了第二幕, 的确开始有所放缓了, 因为约翰 (吉布森) 和他的女儿莉迪亚 (艾琳·莫里亚蒂) 在冷血杀手的追杀之下只能低调蛰伏。

在这一阶段, 简练的俏皮话和疯狂的动作戏都收敛了很多, 好让角色们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虽然这么做也没有错, 但确实使影片暂时陷入停顿, 感觉有点像那种没有必要的填充情节, 其实按照原来的节奏全速推进就很好。

不过, 从任何方面来看这都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 只是从之前的疯狂节奏中松懈下来很明显感觉不协调。

不吐不快!《亡命救赎》让人遗憾的三大缺陷


1. 结尾的荒谬转折

最后最受指摘也最令人反感的一点, 就是当影片似乎在为第三幕的高潮做准备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非常可笑而且非常不应该的剧情逆转, 即使以该电影类型的标准来看, 这种矫揉造作的剧情反转也很难让人接受。

这种转折本就以相当戏剧化、相当夸张的方式予以呈现, 但也于事无补, 尽管影片的其余部分都处理得非常好, 但考虑到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结尾, 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真的不应该用这样草率的转折来仓促收尾。

对比了之前和之后的情形后, 结尾的这个反转就更显得美中不足了, 不过如果你已经决定要看这部电影,这个缺憾也不会坏了你的兴致。只不过这确实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瑕疵。

《大世界》:中国动画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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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陈曼青[1]  

摘要:《大世界》的出现对国产动画而言颇有空谷足音的意味,具有填补“批判现实主义动画”空白的意义。最为可贵的,影片以“暗黑现实”而非“温暖现实”的面目出现,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政治背景下,着实有些石破天惊。在非现实题材不占世界动画主流的语境下出现,显得弥足珍贵。《大世界》表现罪恶泛滥的底层社会,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让作恶者作茧自缚、自掘坟墓,自蹈死地,通过冥冥天报这种宿命式的结局来给予终极解决。而且,这些黑色人物的言行常常出现巨大的反差,形成滑稽和荒诞感,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表现方式可谓之“黑色幽默”。《大世界》在中国动画史上非同凡响的意义就是,它不但是作者电影,而且是一个人的“作家电影”。这种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

关键词:《大世界》;批判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作家电影

 

《大世界》原名《好极了》,是一部成本极低的动画,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发行,获奖众多,声名显赫。[2]影片是继2017年《大护法》之后又一部成人动画的力作,具有科恩兄弟《血迷宫》一样的暗黑风格,也是对《两杆大烟枪》《疯狂的石头》的致敬之作。影片既话痨又暴力,在叙事上多线齐头并进,最终缠绕汇合,冥冥中恶有恶报,该死的死,该亡的亡,颇有昆汀《低俗小说》的“闭环叙事”特色。影片承继刘健2010年的处女作《刺痛我》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对人性之恶和当下底层社会的种种痼疾表现透彻。几组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在金钱和欲望中挣扎,几乎都成了法外之徒,在法律和道德边缘走钢丝。百万巨款的多次易主,让人性的卑劣凶悍发酵腐烂,开出了一朵朵血红色的罪恶之花。影片的台词金句频出,底层小人物的形象质朴本色。美术风格具有黑色电影的特征,影调昏暗,场景极度偏色和不和谐,就像片中的人物关系一样,相互挤兑排斥,加之每秒12帧带来的“低帧卡顿”,整个观影过程给人一种苦涩压抑的痛楚感,完全迥异于中国传统动画观影的愉悦感。《大世界》的编导剪分镜手绘全都由导演一人包揽,800多个镜头的原画全部由刘健一人完成,这让我们心生敬意的同时,也为独立动画长足发展深怀忧虑——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一、《大世界》与批判现实主义

《大世界》的出现对国产动画而言颇有空谷足音的意味,具有填补“批判现实主义动画”空白的意义。最为可贵的,影片以“暗黑现实”而非“温暖现实”的面目出现,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背景下,着实有些石破天惊。但正如同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公映,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一样,也反映了国家对一些反映敏感话题和社会问题影视作品正视和宽容。如同支撑起电影工业大厦的基础是真人商业类型片一样,世界动画电影的主流也是商业类型片,以超现实的虚构作品为主,横扫天下无敌手的好莱坞巨无霸动画电影大都如此。就是以造型上强调写实风格的日本动画而言,其现实题材作品也是少数。就欧洲艺术动画电影而言,现实题材作品相对多些,但是欧洲艺术动画却不是世界动画的主流,占比较小。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动画的现实题材亦是凤毛麟角,多少年难得一见。在这样的语境中,《大世界》以动画电影形式出现,就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社会痛点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的呈现,尤其是在动画、电影这类影视作品中表达,是非常需要勇气的。“现实”多数面临着被选择性呈现,这种经过过滤的“伪现实主义”,美其名曰“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但却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歪曲和架空。曾经在20世纪30—40年代占据了创作主流的现实主义电影,本来是古已有之的“典型化”的创作手法,但是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这种“高于现实”却成了“伟光亮”和“假大空”遮羞布,以至于当下“美颜现实”、“回避现实”、“污名现实”之作甚嚣尘上,泛滥成灾,不但远离“艺术真实”而且明显违背了“尊重现实”的基本原则。由于各种原因,电影批评家对此情况也常常避重就轻,隔靴搔痒,更有甚者披着“现实题材”的外衣来粉饰现实,因为无视现实,遑论批判?

在这个层面上,具有“暗黑”特色的《大世界》横空出世,不但是中国动画电影,而且是中国真人电影的“不和谐音”,它没有加入“主流电影”甚至是“新主流电影”的乐队合奏,而是另开天地,以另一种音调独奏一曲,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临头螂扑蝉。”《大世界》讲述了一串人围绕100万人民币而展开的荒诞故事。成长于中式家庭的城乡结合部司机穷小子,为尽早结婚,给整容失败女友筹钱,一时冲动抢了客人一百万。之后失主工地老板、幕后大佬、跟班马仔、大佬反目的少年兄弟、有故事的杀手、热衷科技新词的饭店老板、暧昧不清的女服务员、女友的城市混混表姐及小马仔男朋友、女友的老派妈妈、工地小工人夫妻等羊狠狼贪之辈如蝇逐臭,轮番登场。《大世界》表现的是都市边缘人在欲望中迷失自我后的疯狂。小张抢劫了一百万,是为了给女友整容换回爱情,杀手瘦皮寻钱,是为了供女儿在国外留学,发明家黄眼抢钱,是为了获得这笔启动资金,去圆曾经的创业梦。桌球摊的杀马特情侣抢钱是为了实现去玩香格里拉生活、牧羊的理想。但最后,这些城狐社鼠无一真正如愿以偿。

长期以来,国产动画大都以低龄儿童为目标受众。刘健尝试以动画电影为载体,传达他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这在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他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刺痛我》入围了十五个电影节,法国《电影手册》大加赞赏:“我们很高兴又看到了中国的动画电影,不是猴子,不是水墨,也不是和尚,而是一个现实题材。”承继《刺痛我》的风格,《大世界》中的社会是个魑魅魍魉横行,人性的恶之花盛开的畸形世界,其精神和旨归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界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

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特指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法国的蒲鲁东在《艺术的社会使命》一书中,最早做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论断,正式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并给它下定义的是高尔基,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席卷欧洲,成就卓著。就文学而言,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如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萨克雷的《名利场》;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果戈理的《死魂灵》《外套》《钦差大臣》、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套中人》《变色龙》;美国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中国明清之际亦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些作品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打破了人们对于金钱的乐观情绪,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画。马克思、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认为他们在作品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列宁托尔斯泰的作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批判现实主义最早是在文学作品中崭露头角,随后在美术、电影等领域得以推广。就动画电影而言,也有众多经典之作,如日本高畑勋的《萤火虫之墓》(1988)、金敏的《未麻的部屋》(1997)《妄想代理人》(电视动画,2004)、迈克尔·艾里亚斯《恶童》(2006)等。特别是韩国延尚昊的《猪猡之王》(2011),影片阴郁压抑,批判人性的恶和揭露现实的残酷。虽然讲述的是校园欺凌事件,但“狗与猪猡”这样的设定有着极强烈的社会地位阶级划分象征寓意,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残酷现实。

2018年国内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题材的真人电影佳作,其中《我不是药神》引发观影狂潮,成为现象级作品,引发了人们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大讨论。影片直面真正的社会矛盾点和痛点,最终能过审在影院与观众见面,也说明从政府到民众都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秉持着坚定的信念。

与曲终奏雅,显示“温暖现实主义”底色的《我不是药神》不同,“暗黑现实主义”的《大世界》愤世嫉俗,把火力对准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交易关系,以及金钱关系所造成的违背人道精神种种悲剧和丑剧,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感。刘健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说:“《大世界》描绘的是一幅群像图,没有绝对的人物主角,那包钱才是电影中真正的主角。”整个影片故事始于那包钱,终于那包钱,一切为了钱,一切又都败给了钱,那包钱成了幸免于难的第一主角,也是最后主角。各色人等看似在追逐各自的美好生活,实质是在追逐金钱。被城市化发展进程裹挟的城乡结合部,被夹在城市边缘,如同被裹挟在理想与现实中的人们一样,被逐金的浪潮推拥着,异变着。恰如台词所言:“自由是什么?自由分为三个层次:菜市场自由、超市自由、网购自由。”消费社会里有钱才有自由,以至于为了所谓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脆弱,灵魂畸形,道德沦丧。莫说幸福感了,连人性最基本的自由,都要建立在钱的基础上来判定。影片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对金钱所孽生的罪恶刻画地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可谓中国批判现实主义动画的探骊得珠之作。

刘健的画风与日本英年早逝的动画大师今敏颇相近,特别是《未麻的部屋》《妄想代理人》(电视动画),都讲究动画创作风格与真实环境相契合。《大世界》中出现了大量逼真的三线城市边缘景象,不论是发廊,酒店,网吧,或是工地,每个镜头皆带有强烈的写实风格。刘健曾说:“我去过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发现《千与千寻》的背景,很多是根据实景创作的,包括很多优秀的欧洲以及美国动画,也都是根据创作者所处的土壤、成长环境来创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创作生态,我们该用自己的眼睛,去实实在在看待我们的周围,把自己真正强烈感受到的,用动画去表现出来。”而为了保证人物的真实感,影片并没有采用专业配音演员为动画配音,而是找了一批文化人,以业余配音的方式说出人物要讲的话,真实的语调和反应产生了出其不意的好效果。

《大世界》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追求艺术的真实,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提供了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认识价值很高。但不可讳言的是,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杂有宿命论和深沉的悲观主义色彩,如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

 

二、黑色动画的叙事美学

《大世界》对于罪恶泛滥的底层社会,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让作恶者作茧自缚、自掘坟墓,自蹈死地,以冥冥天报这种宿命式的结局来给予终极解决。而且,这些黑色边缘人物的言行常常出现巨大的反差,形成滑稽和荒诞感,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表现方式可谓之“黑色幽默”。

1937年,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与艾吕雅共同创作的《黑色幽默》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了“黑色幽默”的概念。与喜剧幽默的笑出泪点不同,黑色幽默往往是“痛极而生笑”,从对事物的反思否定中,产生自我解嘲的心理。现实主义题材往往配合着黑色幽默来表达情绪,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的,那黑色幽默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坎坷中出现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事后社会矛盾频发、局势动荡,民众在混乱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怀疑,产生了西方近现代的反传统思潮,后在此基础上衍化出了以否定、讽刺、怀疑、抨击、揭露为特征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成为《大世界》的风格和标签,影片调动电影所特有的视听语言,旨在营造一种“既阴森可怕又滑稽可笑的基调”;而深层结构又往往包含着一种悖论性的荒诞内核,它使你陷入理性的困境而备感滑稽。[3]在主流电影中,突出故事主角,以单线结构亦或复线结构影片,引领剧情发展。而《大世界》的叙事却与之不同,采用回环式链条结构来构成故事,出场的每个人物都是主角,每个人物的行为变化都会对故事线产生直接的影响,最终将所有的起点拉到同一个终点。老实巴交的建筑工地司机小张,为了带女友燕子去整容来拯救爱情,抢劫了建筑公司的工资款;建筑公司老板刘富贵找来黑道杀手瘦皮去追钱;工程款的看护人老赵以及刘富贵和司机阿德也在顺着线索找司机小张;就在小张带着钱逃匿的过程中,又被黑馄饨店老板黄眼和他老婆,以及燕子的表姐和表姐的杀马特男友盯上了包里的钱……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几番交手下,钱款几经转手,最终相互火拼,拉下几条人命,以小张的雨中悔过自首收尾。

多链条平行穿插的叙述手法在许多黑色幽默电影中都有所展现,留名电影史的有盖伊·里奇自编自导的《两杆大烟枪》、昆汀·塔伦蒂诺万花筒般反传统叙事的《低俗小说》、科恩兄弟充满离奇巧合的处女作《血迷宫》等。在国产影片中,有由一个包引发“追包大战”的《我叫刘跃进》以及时空交叉复线结构的《疯狂的石头》,都是以人物视角的转换以及场景的交叉来推动情节向汇合。这种叙事方式“模糊了传统的结构次序,用碎片化的影像片段对传统叙事规则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这种不和谐的,甚至突兀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正契合了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打破常规及权威束缚的心理需求。” [4]

《大世界》以一百万现金为中心,将各方人马(杀手、地产大佬、民间科学家、杀马特情侣)牵连在一起,看似平行发展,毫不相干的人物故事,狐唱枭和互相交错,他们的贪婪、物欲、挣扎、失败、愤怒……终于在最后的雨夜阴差阳错地聚合到一起,让故事形成一个类似盖·里奇式的环形闭合结构。影片这种以“阴差阳错”的叙事和“哭笑不得”的基调在刘健的长片处女作《刺痛我》(网吧里挂着的电影海报就是导演前作)中就早有体现。作为“作者电影”,影片保留了阴暗的城镇景观和边缘小人物的角色设定,但叙事和风格又有创新。

影片海报所写:“欢迎来到成人世界”,这是一句真实有力又具有吸引力的标语,一方面它与其他合家欢低龄动画清楚地划好了界限,另一方面尽管故事显得离奇、巧合,但人物、台词、环境等重要元素却非常现实地组成了脏乱小镇的浮世绘。很多时候,人以为拥有了金钱,自己就能得到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但贫穷阶段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金钱还是其他。“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金钱至上的环境中,人人都异变为河崖之蛇,只因贪食水中腥膻而遭不测。《大世界》想要告诉的是,金钱并不能真正让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恰恰相反,人最终往往会被金钱所束缚和吞没,如果生而为人,却被挣钱的欲望所裹挟,那么最终金钱毁掉的便是你原本想要的生活。而影片最让人绝望的地方正在于,这些为金钱而疯狂的人,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欲望的轮回中,如入无间地狱,永生都不得解脱。

悖论也是黑色幽默中的必要元素。《疯狂的石头》中小偷的口头禅是“注意你的素质”,大盗麦克的座右铭是“我的招牌是讲诚信”,这种言行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的悖谬令人忍俊不禁。《大世界》讲述的是一个破落小城的凶杀故事,但英文名却叫作Have a Nice Day,又名《好极了》,带有创作者浓厚的黑色幽默和强烈的反讽意味。冷酷杀手却非常有礼貌,口头禅竟然是十分淡然的“我只是路过”;市侩奸诈的黑店老板兼民间发明家黄眼,却有着对金钱至上的社会惊人洞察力,他刺刺不休的“闳言高论”——“自由三层次”理论令人不禁莞尔叫绝。影片段子众多:存在于小城网吧电视的CCTV加工后的川普,香格里拉式财务自由田园梦想,脱欧的英国留学生二代,传媒语境中已经听腻了的“不忘初心”和创业中国梦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段子融入手法未必比春晚小品高明,却能令观众心领神会,哑然失笑。凡人绕不开的名利欲念,放在众多段子间时,格外显示出人生的荒谬。酒馆中思考佛祖和上帝哪个厉害信哪个的失败小工人,与身边功成名就加入家庭教会者所求本质并无差别;学生摩拳擦掌,吃着互联网时代盖茨扎克乔布斯马云诸大佬们的成功学鸡汤,与游走在中关村各咖啡厅里,怀揣财务自由梦的PPT一族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投机心理?杀猪为业却坚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兼职杀手,看似是这个故事中最有超越物质追求的人,然其谋生手段却是最赤裸裸的杀人交易,真是荒诞无比。

在对现实的批判里,黑色幽默也让人心生希望,更勇敢的面对事物的黑暗面。《大世界》影片的开头,是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一句话:“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它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春去春又来,罪恶被罪恶所埋葬后,一个新的春天又会如期而至。

 

三、一个人的作家电影

《大世界》在中国动画史上非同凡响的意义就是,它不但是作者电影,而且是一个人的“作家电影”。从《大世界》最后的字幕里,可以大概管窥何为“一个人的动画电影”:编剧、导演、制片人、人物设定、场景设计、原画、动画、上色、口型、美术、背景描绘、色彩设定、描线、数字合成、校色、特效、剪辑、配音、海报设计,连主题歌作词都是刘健。[5]“一个人的动画”的创作方式在动画短片中比较常见,但在长片创作中,放眼世界也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是在当下中国强调高投资、大制作、出精品的背景下会有这样的作品,真正的是“史无前例”。动画电影不仅是艺术,更是电影工业体系下流水线上的产品,同时也是具有投资和回报关系的商品,“一个人的动画”由于太“自我”,市场风险极大,历来被视为商业动画电影之大忌。对动画长片而言,刘健的这种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实在令人佩服。

众所周知,电影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少者需要几十人,多者需要成百上千人,而动画电影更是费时费力。以有史以来第一部影院油画电影《至爱梵高》(2017)为例,影片用梵高的125张名画来揭秘梵高的死因,以此纪念梵高仙逝125周年。这部90分钟的动画电影,由115位画师,历时 65000张纯手绘静帧油画画面转化的而成。而作为好莱坞商业动画电影,更是动辄数千人的团队作战。就连宫崎骏大师这种特立独行,个人风格及其突出的导演,每部作品也必须有稳定的团队一起奋战多年。而刘健以一己之力,历时3年完成这部长片动画电影,工作量庞杂超巨,注定他走的是一条“苦行僧”的修道之路。

刘健曾创办过一个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动画公司,制作动画剧集,钱是赚到了,但痛苦不堪。那些为钱而进行的创作并不能达到他心中真正的艺术标志,后来他直接把公司关掉,依照初心,开始创作自己真正想做的作品。刘健坚持个人风格,执着如作家写小说一样,把电影变成一个人的作品,他甚至偏执认为,“希望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他的偏执使得《大世界》形成了与“集体创作”截然不同的风格,揭示人性无边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弱肉强食,互害互噬的丛林法则肆无忌惮地践踏着文明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影片用如衔尾蛇(Ouroboros)一样吞食自己尾巴的回环式结构表现冥冥天报,用刺眼不和谐的暗调背景色表现压抑的犯罪环境,塑造具有暴力人格和嗜血性格的角色。这种从主题内容到形式执着于个性自我表现的作品,电影史家称之为“作者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电影界出现了一种像作家写作一样去拍电影,把影片拍成能完整准确表达作者意图的艺术作品的创作风潮,史称“新浪潮”电影,也被称作“作者电影”。1948年法国著名导演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法国荧幕》第144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先锋派的诞生:摄影机──自来水笔》的文章,明确提出“电影创作家要象作家用自己的笔写作那样,用自己的摄影机去写作”。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法国电影的一种倾向》一文,提出了“作者电影”的概念。1957 年,巴赞在《关于作者论》一文中提出了“作者论”的概念。同年25 岁的特吕弗发表了《作家的政策》一文, 指出: “在我看来, 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 像忏悔, 像日记, 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年轻的导演们将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叙述他们的经历。”[6]作者电影诞生的标志作品是1958年特吕弗导演的《淘气鬼》和夏布洛尔导演的《漂亮的塞尔日》。作者电影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人特色,创作者往往集编剧、导演,甚至制片于一身,常常取用现实题材,以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为表现内容,叙事冷峻客观,多用非职业演员,常用“街头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影片更接地气,此外,采用客观冷漠的静止长镜头、用画外音配合画面叙述故事,表达内心活动等。

电影史上的“作家电影”,是指与“新浪潮”并起的“左岸派电影”-——即作家直接参与电影制作。其代表作有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亨利·高尔比的《长别离》等。作这些品大多把人的内心现实与外部现实结合,表现人的内心与现实的差距和矛盾,探索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后来“新浪潮”和“左岸派”的主将几乎都成了职业导演,人们也就不再称他们的作品为“作家电影”。本文所言的“作家电影”,与“左岸派”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就是像作家拍电影一样,强调个性表达,不同处特指像作家写作一样,“一个人完成电影”。

刘健作为一个比较孤傲又带有强烈悲观主义色彩的创作者,为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孤军奋战,使电影具有鲜明的“作者电影”特色。特别是他在影片刻意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头和漫长的定格镜头,去强迫观众思考画面背后的意义,这是任何主流商业导演都忌讳的事,因为这样强制性减慢影片的节奏,会导致影片流畅性,从而使观赏快感降低,容易让观众出戏而是注意力发散,从而使影片的吸引力降低。而《大世界》的开场就用了数十组的空镜头来为影片定调,而在影片后段更是采用了两个长达一分多钟的定格镜头来挑战观众,分别是网吧小张后脑勺中景镜头和海浪翻滚近景镜头。

因为《大世界》的工作量对于一个人而言过于超常超负荷,因此在电视动画中常常使用“有限动画”的技术来“偷工减料”的表现手法,就被自然而然地用到创作中,影片因此受到一些诟病,部分动画人无法接受这种表现方式:背景几乎不动,人物原动画极少,还有网友戏称感觉“全片都在拉着手刹开车”。这也就是一个人做动画在技术方面的“讨巧”:背景多以静帧呈现,并用实拍加PS技术模拟动画的画面效果;动画中间帧数减少等。当然,由此带来的视像不流畅、画面不细腻等弊端也无可避免,甚至影片的节奏把控也被质疑,配音完全没有生活味,很不专业,有种对着剧本念的感觉,结局也过于巧合和刻意。但这种独特的画面风格,与他一贯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一样,都成为了刘健动画的专属符号。这种有限动画的做法,画面不流畅是其不足,但是这种不流畅带来的滞涩感与影片所表现的锥心刺骨的内容却是相得益彰。

 

结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批判现实主义、黑色幽默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衰起伏而生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发展也为一个人完成一部动画长片提供了可能性。《大世界》获“费穆奖”最佳导演奖时的颁奖词说:“本片导演从自己的现实经验出发,对动画语言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掘,将严肃的异化主题以生动的演绎,用幽默含蓄的处理间离了暴力场面,叙述简洁有力,表达准确、犀利,这不仅仅是一部风格独特的非常优秀的动画影片,也是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电影文本,它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达空间。”中国动画从《喜羊羊》系列、《熊出没》系列到《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大世界》,从服务低龄的“真善美”动画到以黑色幽默来批判现实的“暗黑动画”,刘健在探索和坚守个人风格的同时,也为中国动画开拓出了新路。

《大世界》开创了中国黑色幽默批判现实主义动画之先河,作为“一个人的动画”,也是追求个人风格到极致的作家电影之典型。它带给中国动画的,不仅是成绩上的里程碑,更是动画思想和形式的探路石,为中国动画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在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动画人尝试“真善美”以外暗黑主题的选择,随着更多具有个人风格动画的出现,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中兴之日终会来到。

 


 

[1]杨晓林(1970-),男,陕西宝鸡人,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博士生导师。

陈曼青(1990-),女,山东临沂人,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吉卜力工作室动画创作及其在中国的接受研究》阶段性成果(立项批准号:15DC25)。

联系:1063781979@qq.com 

[2]《大世界》2017年获第67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首届平遥国际影展卧虎单元“费穆荣誉”最佳导演,第54届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三项提名,最终夺得“最佳动画长篇”。 

[3]刘昊:《浅析微电影<磁带>中的黑色幽默》《北方文学旬刊》 2013 年第10期,第142页。

     [4]俞弘:《<低俗小说>的叙事艺术与思维转变》《电影文学》2017年第17期。 

[5]在刘健之前,中国曾有“一个人动画”的佳作《打,打个大西瓜》,一经面世便大受好评,且获奖无数。这部16分钟的作品,作者杨宇孤军奋战了三年多时间,和刘健一样,三年多来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在工作,他自嘲自己这三年半期间“跟生活在空间站中似的,三点一线:客厅、卧室、厕所”。正是这些独立独行的动画人,推动着中国动画不断探索和进步。

 

[6]尹岩: 《弗·特吕弗其人其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988年第I期。

 


不吐不快!《奎迪:英雄再起》让人遗憾的3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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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周, 《奎迪:英雄再起》登陆国内影院, 虽然毫不意外相比2015年有口皆碑的第一部有所不如,但国外影评人普遍将其视为一部值得肯定的洛奇系列新续集。

虽然第八部洛奇电影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多少新的东西, 但你又怎能抵抗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完全转变成米奇那样升格为教练的魅力呢?

尽管为了制造戏剧性, 影片做出了很多让步, 但这仍然是一部扣人心弦, 以角色为主导的拳击电影, 追溯性的叙事也使得《洛奇4》更令人回味。这已是相当大的成就了。

《奎迪:英雄再起》既不缺乏新意, 而且也没有一味迎合影迷, 能够获得成功确实有其亮点, 在整个洛奇电影系列中也稳居上游, 尽管由此进一步延续这个系列可能并不明智。

这里不再为大家推销这部续集的亮点, 知道自己需求的观众早就选择进电影院看了。毕竟, 在家里你根本无法深切体会到那种拳拳到肉的激烈快感.....。

下面只说说这部续集的不足之处。。。


3. 剧情发展完全不出所料

考虑到洛奇系列绝大多数电影都遵循着极其相似的叙事轨迹, 所以也许有人会争辩说, 情节公式化并不适合作为批判该系列电影的依据, 也就是说剧情发展可以猜到不足为奇。

虽说如此, 但该系列已经达到了第八部电影, 确实应该进行一些更冒险的尝试了, 因为只要你看过《奎迪2》的任何一支预告片, 不用花太多功夫就能拼凑出完整的情节。

虽然一些间或的小波折确实制造出了不错的惊喜, 但阿多尼斯·奎迪 (迈克尔·B·乔丹) 从一蹶不振到英雄再起的旅程基本完全在预料之中。

尤其令人失望的是, 在一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电影本可以采取戏剧性的转变, 呈现一些有所不同的东西, 但影片并没有真的这么做, 只是稍微暗示了这些可能性, 然后继续沿着预定套路向前推进。


2. 导演力有不逮

《奎迪》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瑞恩·库格勒的杰出执导, 他不仅使这个传统题材焕发新机, 而且也打造出了到目前为止整个系列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动作场景。

不过, 由于瑞恩·库格勒忙于执导《黑豹》, 最终他和史泰龙选择了年轻的独立导演小斯蒂芬·卡普尔接班。

尽管缺乏好莱坞大片的制作经验, 但不得不说相对而言小斯蒂芬·卡普尔确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不过相比瑞恩·库格勒有的放矢的前作, 小斯蒂芬·卡普尔对于续集的处理明显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和说服力。

没有华丽的长镜头拳击比赛, 对话往往采用无聊的反拍镜头, 归根结底这部电影只让人觉得不如前作有个性。

这部续集没有导演烙印可言, 虽然小斯蒂芬·卡普尔没有试图复制瑞恩·库格勒的风格值得赞许, 但他也没有带来多少新鲜东西, 甚至没有一些让人难忘的镜头。

不过至少, 他和演员们的合作非常棒, 但一定程度上这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


1. 近乎肥皂剧的俗套情节

在洛奇系列中, 各种小煽情也是很常见的, 第一部《奎迪》实际上出色地避开了大多数俗套的情节剧式剧情, 但第二部在这方面显然并不那么擅长。

尽管核心的家庭主题--即父亲和孩子们--得到了精心包装, 但整体的推进却有些不够顺畅, 尤其是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中。

阿多尼斯和妻子比安卡 (泰莎·汤普森) 的意外怀孕感觉似乎还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戏剧性的冲突, 其实奎迪、德拉戈和巴尔博亚的血脉传承已撑起了足够多的看点。

这些情节虽然绝不至于让人看不下去, 也没有沦落到其他口碑较差的洛奇电影的那种地步, 但是由于《奎迪:英雄再起》处理得过于简单生硬, 肥皂剧式的剧情设计不时会令人不快。

如果你能接受这些问题--如果你至今仍是该系列的粉丝, 你应该能够接受--那么这部电影依然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

你觉得《奎迪:英雄再起》怎么样?请在评论中说出你的观感!

【一起来猜电影吧】2019春运众生相—站台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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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电影叙事嬗变及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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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人民论坛》约稿。

    【摘要】近年来,微电影水到渠成地完成蝉蜕龙变,进阶到网络大电影。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监管,一些视频网站饱受“唯流量是从”的诟病。“小投资、大情怀、正能量”不光是针对现实主义题材而言,对于非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产品亦是如此。以“小成本和小场面”做出优质产品,就要以内容取胜,以故事取胜,以情怀取胜,以传播正能量取胜。

    【关键词】网络大电影 优质产品 类型电影 【中图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新世纪以来,从网络电影、新媒体电影、微电影到当下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近二十年的嬗变历程可谓一路高歌猛进,活力无限。从2000年《天使的翅膀》《大史记》系列的出现,到2006年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紧随其后的《乌龙山剿匪记》《春运帝国》等作品大量涌现,再到2010年后类型多样、内容驳杂、质量参差的微电影大潮来袭,网络电影可谓杂花生树、枝繁叶茂。基于商业目的,2014年3月18日,爱奇艺在首届网络大电影高峰论坛上提出“网络大电影”的概念,即制作要合乎电影规律,时长要超过60分钟,要在互联网发行,盈利方式是“用付费点播模式进行分账”。至此,微电影水到渠成地完成蝉蜕龙变,进阶到网络大电影。

 

    一些网络平台通过雷人炒作赢得流量是竭泽而渔,注定难以长久

 

据骨朵数据统计,在诞生初年,上线网络大电影共有437部,前台播放量高达27.4亿。网络大电影本小利大,制作周期短(很多院线电影从创作启动到公映,至少需要两三年甚至更久,而网络大电影从立项到上线可能仅需三个月),而且可以批量生产——部分公司的年产量甚至高达几十部,巨大的商机让众多公司蜂拥前来掘金。

2016年,网络大电影数量暴增至2271部;2017年,传统的电影公司也纷纷入局:华谊兄弟、欢瑞世纪通过开设或收购新媒体子公司进军网络电影领域;大地电影、索尼影视、光线传媒、山影集团、China3D、华策影视等公司也尝试纯网发行电影的模式。而早进入者,已经成为这一行业的弄潮儿。在2017年爱奇艺网络大电影年度票房top20影片榜中,淘梦占6部、映美占3部、奇树有鱼占3部,由慈文传媒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哀乐女子天团》成为口碑佳作,并拿到了龙标。2018年,分账超4000万的除《灵魂摆渡·黄泉》外,还有淘梦出品发行的《齐天大圣·万妖之城》。爱奇艺上半年分账破千万的网络大电影有十几部,前十位分账总票房超1.8亿。

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野蛮生长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问题丛生,“题材标题大家有,情节制作莫须有,三观底线真没有”成了公认的标签。很多公司通过博眼球、秀下限的作品赚得盆满钵满,特别是一些价值观扭曲、内容低俗、蹭IP、没腔调的作品,不仅扰乱了传播秩序,社会影响也极差。

正因如此,视频网站也饱受“唯流量是从”的诟病,被舆论大加鞭挞和讨伐。但真正有远见者从未放弃追求品质——因为激烈的平台竞争也遵循一般的商品竞争规律,劣币驱逐良币肯定是暂时的,是规则不健全时的乱象,而优胜劣汰则是必然的。网络平台迎合嗜痂之癖类的恶趣味是焚林而猎,通过雷人炒作赢得流量是竭泽而渔,注定难以长久。优质作品树立的好口碑才会让平台屹立不倒,要想做大、做强、做久,“内容为王”才是硬道理。

 

    以“小成本和小场面”做出优质产品,就要以内容取胜,以故事取胜,以情怀取胜,以传播正能量取胜

 

劣质网络视听产品招致了受众的不满,对此,主管部门顺应时势、及时出手,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行规,大力整治网络电影市场,甚至把网络视听产品提高到关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骨朵数据显示,2017年调整后的网络大电影影片为1763部,同比下降22.37%,前台播放总量呈断崖式下跌,只有68.5亿,比2016年少了147.5亿。到了2018年,国家监管力度继续增大,上半年,有超过两千部烂剧和低质网络大电影被下架淘汰。

与此同时,野蛮生长后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市场,也已有了多家具备打造多部分账千万作品能力的龙头公司。他们率先转变了战略,以“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作品占领市场,涌现了如《白夜追凶》《最好的我们》《你好,旧时光》《河神》等优质剧作,而被称为巅峰之作的是《毛骗终结篇》(豆瓣评分高达9.6)这类引领方向之作,可媲美优秀影院电影和热播电视剧而绝不逊色。

由于网络视频产品播放的终端是手机、电脑和电视这类小屏,不可能如影院大屏一样适合“大片”播放,以无比震撼的视听效果取胜。因此,“以小搏大”几乎成为了网络视听产品的第一选择。以“小成本和小场面”做出优质产品,就要以内容取胜,以故事取胜,以情怀取胜,以传播正能量取胜,这样才能真正长久地吸引观众,而且“正能量的精品战略”,也是当下“通吃赢家”驰骋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的不二法门。以腾讯为例,作为网络视频平台的“大诸侯”之一,腾讯倡导网络视听作品精品化,对于艺术价值和思想导向极度重视,提出了五个“不要”原则:一是千万不要粗制滥造,二是千万不要做恶意的悬浮,三是创作不要向钱而生,四是不要跟风,五是不要唯大咖论。①这五个“不要”像五面杂质过滤网和病毒防火墙,从千万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作品中筛去“砂石”,淘出“真金”,防住“黄毒”,保障了平台作品的健康和正能量。

 

      说明:评价人数低于500的不排列

     (数据来源:2018年豆瓣排名前10位的网络大电影,你听说过几部?》

 

如图所示,在这10部作品中,腾讯占了5部,可谓半壁江山为其所有。而其中,悬疑片同样占了5部,特别是《罪途》系列全部上榜,而且《罪途1》还是播放冠军,播放量几乎比其他影片的10倍还多。在“2018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的入围优秀作品名单中,腾讯视频推送的《罪途》(系列)和《那年1987》被评选为“年度优秀网络电影长片”。2019年1月12日,在第三届金骨朵网络影视盛典上,《罪途》获得年度品质网络电影奖。《罪途》系列制片成本为500万,2018年5月11日上线后至今,三部曲专辑播放量合计超过2.8亿。《罪途》系列可谓探骊得珠之作,其创作理念值得推广,对其解剖麻雀,可让我们对网络视听产品的制胜之道窥斑知豹。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具有深刻批判性的悬疑类型电影备受观众青睐

 

以《罪途》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归功于其在叙事内容上对现实题材的选择和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罪途》社会价值的实现,应该归之于聚焦儿童性侵、校园霸凌、家庭暴力、校方的文过饰非、媒体的不实报道等社会热点问题,直面当下女性身体和心灵所受的戕害,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心灵拷问和道德审判,具有很强的“在地性”。这与那些以奇幻、恶搞、情色、畸恋、凶杀、灵异之类主题博眼球的作品有云泥之别。

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好看”和“吸引人”。就类型而言,悬疑片无疑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类型电影。悬疑片之所以令观众着迷,除了剧情不断反转烧脑之外,最为重要的是作品的核心,一般都是反映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批判性。特别是对人性弱点及阴暗面之剖析,往往会让观众感到透骨入髓般的绝望,而以恶报恶的死亡血腥味,极具警世意义,让人心生怵惕,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同时激发人们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例如2015年网络悬疑短剧《天才J第一季》播出,总播放量达到1.2亿,后来陆续推出了几部同系列的网络大电影,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由此可见,制片方采用的“悬疑片”策略可谓居功至伟。

商业片要获得市场上的成功,就要投观众之所好,而百年来积淀而成的类型电影,就是电影的票房保证。类型电影作为一种时尚,也是风水轮流转。每隔若干年,顺应社会大众心理和时代发展潮流,都会有某种类型的电影作品备受观众青睐。从早先的西部片、歌舞片、爱情片、武侠片等,到如今大行其道的科幻片、神魔片、悬疑片等,可谓此起彼伏。有时是一种类型在若干年内风头无两,有时则是几种类型并驾齐驱。而近年国内“以小搏大”——以小成本获得高票房的类型片当属悬疑片,如《烈日灼心》《暴裂无声》《记忆大师》《催眠大师》《搜索》《心迷宫》《白日焰火》《全民目击》等,无一不是大获成功,口碑与票房俱佳。《罪途》系列在类型选择上也运用了悬疑片的形式,无疑是高明之举。

悬疑片的渊源,当属希区柯克电影和阿加莎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特别是阿加莎所开创的悬疑片叙事模式,如“密室杀人”的《无人生还》模式、一节车厢人合谋杀死一个人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模式,以及最不可能的弱者是真正的凶手的《阳光下的罪恶》模式等,都成为经典的故事建构方式,至今仍被不断翻拍、致敬和模仿。再以《罪途》系列为例,《罪途》系列可以说是三种模式的中国版合体,所有与过往案件有关的八位乘客被集中到了一列有且仅有他们的夜间火车上,暴雨引发泥石流,列车被迫停在半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乘客老赵被杀,乘警抽丝剥茧,意欲勘破行藏,由此展开对剧中人物内心的分析,让观众一步一步地窥探到校园暴力事件的原委,从而撕开了一张张伪善的面具,相关人员也由此受到了道德审判。这些成功作品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小成本、小空间、无明星阵容的网络大电影,完全是可以出精品的。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也应大力提倡,使之与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发生共鸣

 

时至当下,一方面是“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作品在引领潮流和正确方向,除了如《罪途》系列一类的悬疑片外,类似《那年1987》这类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也应大力提倡。

但另一方面,网络视听产品的形势依然很严峻。“胜者通吃”的原则不光表现在院线电影和电视剧方面,网络大电影和网剧亦是如此。“以小搏大”常常是特例而非常态,就网络大电影和网剧而言,观众一般都会选择制作精良的作品,而“精良度”常常也与资金投入成正比,这就容易导致单体投资额度不断加大,小体量作品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早年一二十万就能开拍,到后来一二百万才行。如今投资仅百万的网络大电影已经很少,小投资作品有退出网剧和网络大电影市场的趋势,投资近千万的作品成了主流。但相对影院大片动辄上亿的投资,当下的网络大电影无论如何也只能算中小投资。

就题材而言,在当下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中,魂、仙、魔、妖等主题依然占比较大。2018年上半年,作品累计点击7.8亿,其中4部网络大电影分账超过千万,分别是《新僵尸先生2》(1555万)、《宝塔镇河妖》(1362万)、《彪哥闯奉天之做梦没想到》(1172万)和《捉妖大仙》(1062万);下半年,《齐天大圣·万妖之城》的票房分账达到4036万,《黄飞鸿之南北英雄》和《超级大山炮之海岛奇遇》的分账也都突破千万,②豆瓣评分最高的依旧是《灵魂摆渡·黄泉》这类玄幻片。

其实,题材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内容表达是否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否能和现实生活对位,是否能与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发生共鸣。“好诗不过近人情”,电影亦是如此。“近人情”——接近当下人的情感,才是重点。“小投资、大情怀、正能量”不光是对现实主义题材而言,对于非现实主义题材的魂、仙、魔、妖等依然如此。如能真正明白这一点并加以实施,不光是院线电影,网络大电影的创作同样也会是另一番景象。

 

(作者为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导)

 

【注释】

①《网络剧如何实现精品化?腾讯视频王娟:5个“不要”很重要》,新浪网,2018年6月16日。

②张颖:《网大,已经开始比电影赚钱了》,凤凰网,2018年9月17日。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亡灵讲国史,偶然更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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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载《人民网-上海频道》 2019年05月30日。 

      http://sh.people.com.cn/n2/2019/0530/c134768-32995668.html

      https://news.tongji.edu.cn/info/1007/69986.htm

 

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本来是静止的,是冰冷的,对其探究、解剖、诊断、解读,无不加入了解读者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解读者因经历、学养、立场、感情不同,所处时代、环境有异,从而使得解读不可能完全客观。因此,无论是历史学家推崇的秉笔直书,还是文学家钟爱的放飞想象,主观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历史获得了无数种被讲的可能,从而充满着诱惑和迷魅,历久弥新。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讲史”方式创新的一次大胆实践。

影片将自《公民凯恩》(1940)《罗生门》(1950)直至《罗拉快跑》(1998)《英雄》(2002)《源代码》(2011)等悬疑电影表现手法,与纪录片的形式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以当事人——被误杀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刺杀对象、杀手、相关人员,以及刺杀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这种极具创意的表现手法,综合电影和记录片之长而蹊径独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讲史”方法。既兼顾了教材和史书中的既定观点和材料,又设身处地地揣测小人物在大时代所思所感,对历史偶然性所衍生的传奇性和荒诞性,做了独特地影像化评述。

 

 

偶然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的戏眼,也是本片的重点和看点。

所有偶然的集结,促成了制造历史事件的惊天图谋竹篮打水一场空。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车员失误叫醒,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车躲过一劫,导致“魔法军人”田中隆吉枉费心机。而穿同款服装的助理唐腴庐被误杀,导致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逃出生天。斧头帮小喽啰“小泥鳅”与军师郑抱真想救人却误打误撞地引发了枪杀,而无名小卒唐腴庐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此前,“暗杀大王”王亚樵派手下庐山行刺蒋介石,却被包裹手枪的火腿纸包泄露天机,功败垂成。其后,郑保真于次年在淞沪抗战策划轰炸日军旗舰,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死,而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大难不死的重光葵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被称“跛子外长”,还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命大者还有宋子文,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民国历史的掌舵人之一……

历史本来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无数的偶然却使其成为那样,历史显得那么吊诡和不可捉摸,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在“刺宋事件”中,仁人志士以弄潮儿自潮头立的姿势力图为国家命运掌舵,政客军人如巨礁和险滩一样的筹划惊天阴谋意欲改变历史航向,而小人物则如浮萍一样漂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挟裹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年弹指间转瞬即逝,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民一样,都已变成尘埃。读史可以使人明志,看史亦常使人茫然。个人之于历史,都被“偶然”这种一如天命的东西掌管者,“偶然”充满着戏剧性,顽皮而不听调教和指挥,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亦如空穴来风,来无影去无踪,玄之又玄,好似众妙之门,让以求真为天职的史学家劳心伤神,惶惑不已,给以想象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无限的欢喜和乐趣,也给后人的街谈巷议留下了无穷的谈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得其三味,拎出“偶然”作为戏眼,结构故事,致敬了《罗拉快跑》,使纪录片与后现代叙事相粘连,使非虚构叙事变得亦真亦幻,在影院电影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唐腴庐的爱妻望夫不归,佳人肠断,侠肝义胆的刺客王亚樵给她送去慰问金壹仟元致以歉意。而唐腴庐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与宋子文姻缘亦就此止步,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乐被大时代的狂飙突进强势碾压,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传奇和明清戏曲那般好事多磨,结局美满。家国一体,处乱世,个人的幸与不幸也是偶然,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就如此以“偶然”的方式连结。

 

 

僵冷的历史一经个人叙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温度,变得鲜活。特别是以被偶然卷入,遭受无妄之灾,成为历史祭品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来讲述——这种来自《罗生门》创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使画面如《源代码》一样一次次后退,一次次重新来过。这种叙事的推演,使尘封于档案馆里的历史谜案,变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烧脑而又奇趣盎然。艺术贵在创新,《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手段不落窠臼,画外音对芜杂历史背景的条分细缕,充满象征隐喻的画面和景象,导演的入画,学者和史学家的访谈,诸多教科书照片的搬移和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的搬演和还原,使得本片叙事枝繁叶茂而个性张扬。

 

 

总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探骊得珠,充满了温度和机趣,充满了感性和哲思,为纪录片讲史拓出了一条新路,谨祝导演后续的“刺杀系列”创作花生满路,佳构连连。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叙事的现代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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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 陈曼青[1]:《文艺报》约稿。

      中国武侠电影,是以传统武术为形,以侠义之道为魂,写意性地表达民族精神与价值观的电影类型,至今共有五次创作热潮:第一次在上海,由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1928)引发;第二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港台,由胡金铨代表的“文人武侠”到张彻强调男性情义的“暴力武侠”,使武侠从“刀剑”向“拳脚”过渡;第三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内地,以《少林寺》(1982)《神秘的大佛》(1983)《武当》(1983)《武林志》(1983)《神鞭》(1986)等名骚一时;第四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 “新编”武侠片如《新龙门客栈》(1992)《东邪西毒》(1994)等为代表,两岸三地电影人联袂,华语武侠电影进一步整合。

新世纪以来武侠片创作可谓第五次热潮,有影响的作品有:《卧虎藏龙》(2000)《小李飞刀之飞刀外传》(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七剑》(2005)《新忠烈图》(2007)《风云决》(动画2008)《剑雨》(2010)《锦衣卫》(2010)《龙门飞甲》(2011)《武侠》(2011)《刀见笑》(2011)《四大名捕》系列(2011,2013,2014)《一代宗师》(2012)《倭寇的踪迹》(2012)《血滴子》(2012)《绣春刀》(2014)《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2014)《黄飞鸿之英雄有梦》(2014)《刺客聂隐娘》(2015)《师父》(2015)《三少爷的剑》(2016)《卧虎藏龙:青冥宝剑》(2016)《绣春刀II:修罗战场》(2017)《影》(2018)等。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崛起,肯定人性,关注个体生存状态和欲望,“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现代性’利器,对历史、对现实、对生命、对人性进行理性的追问和深思”[2]。“现代性”缘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建立了一套以人的本性为核心的新的价值系统,“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个性的发展成为人的价值的核心。”[3]聚焦到武侠电影类型领域,便是英雄的人性回归,从前被忽视、被牺牲的小我,得以被正视,被关注。这种转变从《双旗镇刀客》(1990)《东邪西毒》(1995)《卧虎藏龙》(2000)等已现端倪,及至新世纪以来,已蔚为大观。“对武侠电影来说,全球化的深入、跨国资本的注入、普世价值观的强行渗透,不仅在上游改变着武侠电影的资本构成,为电影创作提供新的创作方向和审美原则,同时也将会取消武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类型性和民族性特征,甚至为了顺利进军国际市场,消减西方视野对中国历史的隔膜感,武侠文化中积淀最深的历史感也势必会随之消减乃至改写。”[4]在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开拓国际市场,一些类型电影也采用了“文化杂糅”的策略。相比上个世纪,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武侠片在创作观念和价值观变化很大,为了让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观众理解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甚至颠覆了民族性和历史感构筑的武侠精神,带有“反武侠”或者“后武侠”的特色。

 

从江湖到庙堂——从出世到入世

“侠”字是使武侠片独立于世界动作片之林的精魂。《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史记·游侠列传》有言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种远离庙堂,以武犯禁,毁家纾难,忠贯日月,为国为民又具有牺牲精神的侠义精神,继承了道家和墨家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产物。与庙堂相对的江湖,是侠客们仗剑天涯,打抱不平,替天行道的地方,有着与庙堂律法相当的江湖道义,武侠片在讽刺现实中的制度不公或阴暗面时,就是以明媚的江湖作为对立面进行对比,侠客们纷纷逃离乱自上作的庙堂,纵横江湖,快意恩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5]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武侠电影,却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从出世到入世的回归。《小李飞刀之飞刀外传》中沉迷酒色、不务正业的浪子李寻欢被父亲一拳打醒,开始为家族产业——镖局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家庭惨剧,最终一场大难之后他与少女小小过上了柴米油盐的生活。侠客重拾人间烟火,开始关心生计与家族事业,这部电影是一个转变的开始。而《绣春刀》“颠覆传统侠客的潇洒肆意,展现了‘基层公务员’陷入政治倾榨后为生存所做的艰难挣扎。”[6]丁修与靳一川深受观众惦念,甚至两人的同人漫画盛行网络,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生活的烟火气,这在中国武侠电影中比较少见。侠,是高山流水,只追求武功卓绝,从不为挣钱吃饭娶媳妇等凡俗之事发愁,丁修与靳一川这对师兄弟恰恰把高于生活之上的武侠世界拉回世俗之中,让武侠有了烟火气。”[7]他们虽然心存江湖道义,但身处尔虞我诈的庙堂,深受党同伐异之苦,为了生存和生活不得不处处小心,左右逢源,但却很难以全身而退。绣春刀是明朝锦衣卫的标志,一部武侠片,却以宫廷官僚的标志性武器来命名,这恰恰说明侠客与庙堂再不是泾渭分明,英雄入世了。

 

从无我到自我——从牺牲到成长

“重然诺,轻生死”,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让一代一代的侠客们将个人存在的意义全然交付给天下,生荣死贵,令人敬仰。但侠客也是人,被为天下大义而活遮盖了的凡俗面,在传统武侠片中几乎阙如。新世纪一些武侠也开始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不再是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单一论调,这种英雄的凡俗化转变,与当下的个人意识兴起密切相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有机会考虑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现代性”在新世纪武侠片中主要体现为叙事内容上重视个人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一些英雄有了凡俗性,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拥有一切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舍身和牺牲的代名词。

导演周显扬说:“拍《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就是希望拍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热血主题,其中包括年轻人对理想对梦想的追求。我希望用我全新的方法把黄飞鸿带给这一代的观众,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黄飞鸿。”[8]在抵御外辱、要求民族自强的年代,传统武侠片带给观众的心理上的补偿与安慰。随着中国国力日渐雄厚,民族复兴大业渐成,观众的心理需求也随之改变——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榜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想的活生生的侠客,也就是周显扬口中的这位“全新的黄飞鸿”。

《师父》讲述了咏春拳的传人陈识北上天津希望能扬名立万的故事。陈识为了达到目的步步筹划,娶了妻子作为掩护,收了徒弟并利用他去踢馆扬名,最终却在天津武馆联合军方的排挤下落魄地逃出天津。原本只想重振家业的他,在打败了所有的高手为徒弟报仇后,为何还是落荒而逃了呢?有人说这是“导演想借陈识的无奈命运来说明武侠精神已经被一种无可挽回的历史浪潮所裹挟而去了。”[9]由大家转向小家,由公转向私,由舍身为国转向拼命为己,寡信轻诺,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对“英雄下凡”的另一种诠释。新世纪的武侠电影中,正邪不再那么分明,大写的英雄走下神坛,英雄不再不死,他们和小人物一样,能活下来是侥幸,是偶然。侠的个人权利、自由和欲望成了叙事重心。

从无我到有我,也是从无心到有心。《刺客聂隐娘》中隐娘被道姑掳走并培养成杀手,在一次刺杀行动中,隐娘“见大僚小儿可爱,未忍下手。”道姑发现她“剑术已成,而道心未坚”,故遣她回魏博刺杀表兄田季安。隐娘却在了解了田季安悔婚内情与当前形势之后决定不杀,这让她终与执着于“剑道无情”的师父渐行渐远,这是一种情感与精神上的对峙与选择,是个人价值观的选择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从漂泊到安定——从天地为家到关注小家

《淮南子·原道训》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这里所说的“大丈夫”与侠客放下小家羁绊,桑弧蓬矢志在四方,以天地为家的追求颇为契合。长林丰草,啸傲风月,侠客受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羁绊少,也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相烦。但新世纪的一些武侠电影,却把侠客带回家了。

世纪之初的《卧虎藏龙》讲述一代大侠李慕白想要交出青冥宝剑,退隐江湖,安度余生,但此举引来了更多江湖恩怨,但这算是一个侠客回归的开始。张艺谋从2002年的《英雄》到2004年的《十面埋伏》也可以明显看出从家国情怀到个人情爱的情感主线变化。2010年吴宇森的《剑雨》讲述剑客细雨在陆竹死后决心退出江湖,她请神医李鬼手以蛊虫噬肉磨骨易容,改名为曾静,在小镇上以卖绣品为生。与细雨有杀父灭门之仇的张人凤大难不死被李鬼手救起易容,化名江阿生,也来镇上为人送货谋生,伺机报仇。两人因缘际会结为夫妻,在江湖风云再起时携手共度难关,最终完成了从动荡江湖到烟火人间的回归。“如同原来片名叫做《剑雨江湖》那样,后来去掉了‘江湖’二字,‘去江湖化’才是剑雨的本旨。”[10]

同样关注家庭的还有陈可辛的《武侠》,刘金喜与阿玉在深山小村过着惬意的小日子,他“意外地”杀死了闯入小镇行凶的强盗。侦探徐百九调查命案,发现刘金喜的真实身份是七十二地煞的二当家唐龙。刘金喜已婚育有子,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拼死守护着这个小家的安定,与逼他回归组织七十二地煞教主殊死搏斗,在徐百九的帮助下,他杀死教主,保住了一家平安团圆,继续曳尾涂中,在小村里过小日子。

 

结语

传统侠义文化出自墨家,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曰:“墨子以行道为目的,以抑强扶弱为手段,开后世游侠一途。”虽出自“兼爱、非攻”的墨家,侠义精神也兼容了儒家“治国安邦、民贵君轻”的平民思想与道家的出世情结,一旦出现“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暴政则必奋起反抗,此时的侠便是“身在江湖,心瞻魏阙”的超级英雄,武功超强,一般人不可匹敌。“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武侠救黎民于水火后,便显露道家看淡功名利禄,功成弗居的一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种发扬蹈厉而又超然俗世羁绊的做派,是中国传统武侠的本源和初心,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武侠在时移世异中长盛不衰的根基。但新世纪以来一些武侠电影似乎变调,呈现出冰炭不同炉的“后武侠”和“反武侠”性:主题上也不再是昂扬向上、正义为先、由宏大叙事变得凸显日常,强调小我和个人,由浪漫乐观变得抑郁凄凉,悲天悯人。相应的在画面色调上也偏向冷色调,阴沉压抑。

这种改弦易辙是福是祸,暂时还难以论定,但是无论如何,静水流深的武侠电影传统还在延续,致敬传统之作亦不在少数。如《七剑》讲述了满清入关,天下大乱,隐居天山的铸剑高人晦明大师为解救反清组织天地会,派四大弟子跟随傅青主、武元英和韩志邦下山,并将七把绝世宝剑赠予七人,成就了“七剑下天山”的传奇故事。《新忠烈图》(2007)翻拍自胡金铨的《忠烈图》,讲述了江湖盐贩曹顶加入朝廷军队共同抗击倭寇的故事,依旧充满家国大义和侠客情怀,本片“向大师致敬,也是向民族英雄和侠义精神的致敬”[11]。《疯魔鲁智深》(2018)中善良的鲁智深最朴实的愿望是天下安定,否则他便是成魔也要扫除奸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奉献精神还是人物最典型的特色。

新历史主义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古代文人笔下的武侠小说,崇尚的是集体主义和家国思想,那么工业社会以后个人主义则开始觉醒,倡导个性解放,这时的武侠片,便与时俱进地成为了借古代武侠样貌,表现当代人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的载体。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似乎消解了经典的“古中国侠客”傲霜欺雪的形象,使他们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性”:从云端跌落凡尘,从渊渟岳峙褪色为庸常众生,一些大侠们从悠远的“江湖”回归到现实中来,由漂泊天涯而返归家庭,回到了和光同尘的日常生活,由为国为民集体主义和家国主义转变向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个人主义。可以说,这种强调自我的“去魅”倾向,是大侠们“自我觉醒”的显著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武侠电影国际化的要求和“天命所归”。

 


 

[1]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曼青,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2]宋彦:《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3]涂成林:《从启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70页。

     [4]张乐林:《“历史”的逃逸、“自然”的仿像性与“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24页。

     [5]出自《论语·季氏》。

     [6]虞吉、文静:《关于新千年以来武侠电影流变的理性审视》《艺术百家》2016年第3期,第102页。

     [7]桑林:《电影动作设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8月,第129页。

     [8]王燕君:《香港导演周显扬:黄飞鸿象征一种东方民族英雄精神》《中国新闻网》2014年11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yl/2014/11-24/6809649.shtml

     [9]黄磊、徐永峰:《<师父>:落魄武林的江湖想象》《电影文学》,2016年第13期,第101页。

    [10]列孚:《不再激情的去江湖化——从<剑雨>看武侠片的转型》《电影批评》2010年第6期,第26页。

     [11]马阿三:《小投资的武侠片<新忠烈图>》《大众电影》2007年第4期,第22-23页。 

 

《孔繁森》《张思德》《唐山大地震》《被告山杠爷》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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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评选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所撰评词。  

 

《孔繁森》:作为援藏干部的典范,孔繁森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却不能尽孝尽责,如海瑞一样,可谓失败到了极点。但他钟爱的歌曲《说句心里话》中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却感动了阿里,感动了西藏,感动了全中国。他“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身为遐方绝域的地委书记,他献血养孤,饮冰食蘖,夙夜在公,克尽厥职。他走遍千山万壑,恤老怜贫,解衣推食,救助困厄。他是“大写的人”,他的精神已内化为共和国的集体记忆,鲁迅所言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中国的脊梁于他而言名至实归。

 

《张思德》:正剧故事喜剧化,英雄人物凡俗化。张思德老实巴交,不善言辞,脏活累活抢着干,甘当梯子、自编草鞋、为孩子擦屁股……,细小处见真诚,琐屑中显伟大。老子言:“圣人不积”“为而不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编剧高明,深谙此理。1944年安塞烧炭牺牲,毛主席说:“普通、平常、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的事业。”实乃至论! 

 

《唐山大地震》:剧作不同凡响处,在于把灾难片写成了“家庭伦理剧”,重点不是“抗灾”或“逃灾”,而是“灾后”幸存者精神的涅槃重生。影片不与好莱坞大片炫技斗奇观,而是回归亲情叙事,母亲经历了手心手背都是肉的“至暗时刻”,活在心理“余震”中,而亲情、感恩、忠恕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治愈创伤的良药,也是编剧以之催人泪目的法宝。

 

《被告山杠爷》:剧作以古老的乡约村规和当代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建构叙事。山杠爷恪守传统,彰善瘅恶,大公无私,深孚众望。但他“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宗族式基层管理方式但却酿出了人命。他关押不交公粮者,拆人信件,打人,虽合理却不合法。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他是法盲,和村民一样,以为村规就是国法,沦为悲剧人物。影片触及了上世纪末农村法制建设的症结,极具历史价值。

 

                                          (同济大学杨晓林) 

微电影的定义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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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9年第8期全文转载。 

 

摘  要:微电影近几年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中国,因为创作呈现枝杈交错、野草频生的状态,故命名上也很杂乱。就是对于被广泛认可的微电影定义的界定,也存在诸多争议。在与其密切相关四个概念——电影、电影短片、视频片段、电视栏目剧对比分析后,我认为微电影的定义应该是:时长少于60分钟(和大电影相区别),用数码设备摄制(和早期用胶片拍摄的艺术短片相区别),主要(首先)是在各种新媒体网络平台及移动设备上播放(和电视栏目片区别),具有电影属性(和一般记录性的视频区别)的视频短片。

关键词:微电影;电影短片;视频片段;电视栏目剧;定义 

作者简介: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092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项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编号:2014JCJS008)和同济大学“985工程”专项资金科研经费资助项目“中国微电影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为数字媒体时代“新兴”的艺术形式,微电影近几年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中国,可谓“微”风四起,“微”震天下。作为微文化的又一典型代表,“微电影”获得关注和命名后锋芒初显,发展迅猛,引发了又一轮创作和收观狂潮:各门户网站用微电影(视频)广告代替了以图片和文字为内容组成的传统广告方式;各视频网站自制微电影吸引眼球,[1]在微电影片头插播广告来创造新的利益点;众多的影视制作机构甚至连电视台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摄制、播放微电影;[2]各种微电影大赛此起彼伏,而政府的宣传部门也加入进来为微电影推波助澜……众多力量都在抢夺话语诉说权,形成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微电影从“草根阶层”登上大雅之堂,形成新媒体时代新的“注意力经济”,俨然已是时代的新贵。各级政府重视,企事业单位青睐,影视专业人员偏爱,无数的民间爱好者热血沸腾,纷纷操戈一试身手,难以计数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又在网络上爆炸式地被观看、评说、复制和传播。甚至在2014年10月就有媒体报道,目前国内微电影产业总值已达到700亿,年产量达2万部。而且有微电影产业界权威人士放言:“未来3年内,中国微电影总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3]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微电影的命名在学界却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声音,这是微电影创作和研究中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在争鸣中明确下来,才能有利于微电影的创作和宣传。就当代中国微电影的界定而言,因为创作呈现枝杈交错、野草频生的状态,故命名上也很杂乱,如微故事片、微视频、微电影、网络电影、网络视频、新媒体短片、新媒体电影、手机微电影、短电影、短片电影、电影短片、草根视频等名目纷繁、众说纷纭。最终“微电影 ”一说得到创作界和评论界广泛的认同。但就关于“微电影”的命名,也一直以来饱受非议,因为其有名不副实之嫌。

 

一、命名之争

对于微电影命名的争议,大体有以下几种声音,先进行如下辨析。

偏执者认为:“将微电影以商业定制的模式加以应用,其实质上就相当于加长版的广告。”[4]香港毕明直称:“有种广告形式,现称‘微电影’。”[5]著名导演王小帅直言:“什么微电影,就是广告,没有电影两个字,谁会关心它的存在,它就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6]还有研究者认为,“微电影虽然看起来像故事片,但却与传统电影、电视有非常大的不同。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向你传达着某个产品或者品牌的信息”“纵观当前活跃在社交网络中的微电影,它更多地像是电影与广告的跨界结合,因此也就更像是一部拍得像电影的高级广告”,并举例说,微电影从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其广告气质。因为微电影正式登陆新媒体以来,其产生的源动力即为广告。如佳能的《Leave Me》,凯迪拉克的《一触即发》《66号公路》,oppo的《Find Me》等。而《你能型》《坚韧·勇敢·爱》《回家》《改变世界的第四个苹果》等微电影严格意义上就是潘婷、大众银行、三菱汽车、英特尔公司精心制作的商业大片;《一触即发》中不管场面何等宏大,剧情何等惊险,但本质上依然是凯迪拉克的惊艳“表演”;此外,优酷的“11 度青春系列”的投资商是雪佛兰汽车,新浪的“四夜奇谭”系列的投资商是三星集团……甚至有人认为:“微电影的市场最终只有两种方式存,一是,成为广告长片;二是,成为文艺青年的习作阵地。”[7]以至于甚至有人说微电影实际上就是广告的高级形式。

对于这种把微电影等同于广告微电影的观点,我以为其有以偏盖全之嫌。从当下的创作实际来看,显然,广告微电影只是微电影中投资较大、制作精良的一个类型,与不可计数的“草根创作”比起来,它只是“少数派。”与“广告微电影”可以并行的其他类型至少还有艺术微电影、宣教微电影、科普微电影等。以上这些说法是用部分类型指代整体,因此这个命名显然是片面和武断的。

怀疑者认为:“从相对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将目前所有被称为‘微电影’的那些视频内容归入电影的范畴,其实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8]早在2012年,香港著名电影批评家列孚先生就认为:“暂时看来微电影和电影根本没关系。或者说微电影只能算是视频,很多技术条件根本达不到电影的标准和专业要求。我们所谈的电影是一种工业,无论是灯光、摄影、布景还是造型,等等,电影本身有个系统,不是简单拿着DVD 就能拍出来的。电影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微电影只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产物,微电影至今尚未成为工业。”[9]也有人认为:“‘微电影’不过是一个泡沫概念,网络时代的过渡产品,一个‘旧瓶装新酒’的伪概念。”“是3G手机、PSP、移动电视、楼宇影视等各种新媒体技术抬出了‘微电影’,门户网站加微博成为了微电影传播的主要途径。”“如果一定要界定‘微电影’的话,那么播放平台就成为了区分概念的唯一条件,在电影院放的是电影,在电视上放的是电视电影,微电影则是特指专为网络制作,只在网络平台上播放的故事短片。”[10]这些怀疑是应该的,也是有理由的,如果把以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制作的电影与水准层次不齐的微电影比较,自然会得出“微电影非电影”结论。但是我认为制作水准的高低和影片本身质量的好坏不能作为评定一部作品是否电影的标准,其标准只能是构成要素。而且将其预设为一个“泡沫概念”和“伪概念”,显然太过主观;是否“泡沫”,只有尘埃落定之后才能定论,也只有时间能回答这个问题;当下就给出这种论断,显然为时尚早,也显得急躁。但其提出的微电影的“网络平台播放”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赞成者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下,微电影具有微时、微成本、微制作、微容量、微平台、微消费的特点,同时兼具网络性、专业性和媒介的开放性、交互性、民间性,这不仅使得微电影这一概念更具时代内涵,也体现出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恰当地契合了新媒体时代碎片化影像消费的特点,也体现了微电影主体架构的作者个体化民间表达倾向。[11]这里,特征概括的很清楚,但就成本、制作、容量(长度)而言,到底“微”到什么程度,有点语焉不详,界定不清,在研究中让人进退失据,如坠雾中。而且,“专业性”的论断也有点不恰当,因为“草根们”创作的微电影,大多数是以“不专业”——达不到影院电影的专业(行业)标准为特征的。

新浪2011年设立首届微电影节时,特别区分了微视频与微电影,在他们的定义中,“微电影属于专业性制作,以电影手法讲述故事,主要通过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进行收看、分享和传播的短片。”[12]而2012年首届华语大学生电影节的组委会,则将微电影概括为具有“微时(一般在3分钟以内)、微媒(媒体属性)、微众(易于草根参与)等特点”[13]的电影。显然,从创作实践看,大多数微电影都没有达到电影行业标准,也未达到专业水准,而“3分钟以内”的长度限定的依据是什么?在实践创作中,除了部分广告微电影,大多数微电影都在3分钟以上,10分钟左右的居多,30分钟或50分钟长度也有很多,因此这个论断值得商榷。

也有研究者界定“微电影”为:“在新媒体平台(网络、手机、新媒体终端)播放;具有“电影属性”的叙事和表达;短的影像作品。”[14]前两点论述到位,但第三点所言到底是多“短”?有点含糊不清的。

 

二、属性和特征:微电影与四个相关概念的比对

对“微电影”三字顾名思义:“微”就是小,短、少之意,既暗含“卑微”“弱小”之意,更有“精简”“微妙”之意;“电影”就是在影院大银幕上放的长片。从字面上来看,“微电影”无疑指的就是在影院放的“短电影”“小电影”,但事实是微电影大都不是在影院播放的,也不是像电影长片那样通过影院的票房来获得商业回报的。而与此有相同内涵的称谓“电影短片”从电影一诞生就已有之。显然我们今天所谓的“微电影”和“电影短片”既有承继关系,但内涵和所指已不很相同。因此可以说,“微电影”说到底就是一个约定俗称的称谓,不能和名字完全对号入座。我认为,要界定微电影,需要将与其密切相关的四个概念——电影(即影院长片或者曰大电影)、电影短片(即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短片)、视频片段、电视栏目剧与之进行对比分析,才可以辨明其内涵和外延,给其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

(一)微电影与电影:非影院性与影院性

影院性是“电影”的一个硬性指标,可以说百年电影的创作都是围绕“在影院里放”这样一个目的而进行创作的。观众进了影院就将无选择地从始至终看完电影,在封闭、黑暗的环境中,观众注意力集中,进入沉浸和自我迷失状态。由此,根据观众在影院黑暗空间里生理注意力集中时间的长短,电影的长度被确定了下来;根据观众的视觉范围,银幕的尺寸被固定了下来;根据观众视力的分辨能力,电影的画面质量标准确定了;根据在暗黑环境中集体观赏的听力特点,确定了影院的声效质量标准;根据观众在影院的接受心理,确定了故事的叙事模式等。但当下所谓的微电影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非影院性”,大多数首先是为了在网络平台,特别是视频网站播放而制作的(也有个别影片是为在电视台播放而定做的,特别是广告微电影。或者也有个别是在影院观摩播放或者通过投影仪播放,还有个别的是在楼宇视频上或者穹幕上播放的),“网络性”是其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决定了微电影的长度、质量标准、表现形式及内容等。由于是“网络观看”,时间选择很自由,很多网民用的都是碎片时间,不像在影院观看那样用专门的时间段,由此导致大多数微电影就是“电影的碎片化”——或是对电影剧情的压缩,或是对电影片段的截取。总体来说,微电影由于“在网络上碎片化观看”这一特性,导致了其就是“电影长片的切割”,或者是“电影长片的缩微”。由于电脑视频或手机视频尺寸小,由此微电影视频尺寸和清晰度没有必要像大电影那样要求高像素,这为普通的数码摄像机、相机、甚至手机摄制提供了契机。由于是“电影”的碎片化,因此在叙事形式上尽管可以采用电影的类型模式,但是因是电影的简约版,导致其形成了故事的跳跃性、简化性、片段性等与电影长片叙事不同的特征。就内容而言,举凡电影的内容,微电影都可涉及。但是微电影的内容似乎更为广泛,因为它的碎片化特征,只要是现实生活或想象生活中的“一枝一叶”,碎屑及情思,无法构成大电影长度的,皆可通过微电影来表现。因为其短,在内容取材上表现出了比之电影长片相当大的自由和解放。

(二)微电影与电影短片(艺术短片):大众化媚俗化与精英化、纯艺术化

电影短片的概念原先特指在电影院放映的短于商业影片传统长度的电影。[15]电影短片可以说是电影诞生之初的原始形态,卢米埃尔兄弟1895年的《工厂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婴儿的午餐》等可被如是观,毫无故事性可言。尔后梅里美1902年拍摄的21分钟的《月球旅行记》开辟了故事短片的先河,埃德温·鲍特1903年拍摄的6分钟的《火车大劫案》则被誉为“美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中国早期的第一部电影——京剧纪录片《定军山》30分钟,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时长40分钟,与其同时的《庄子试妻》20分钟。等1921年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闫瑞生》(100分钟)诞生后,电影的“短片时代”才宣告结束。尔后,无论中西,电影短片(包括动画短片)一直以来主要是作为实验性的艺术探索片被拍摄的。[16]也就是说,其主要功能不是在影院里进行“商业放映”,而是为了探索电影表现手法和表达导演个性化的思想,大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商业性相对弱些。而微电影最初的创作,便是草根阶层自娱自乐的恶搞微电影或者喜剧微电影,以及大公司做的广告微电影,如今尽管创作微电影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创作者大都怀有极强的宣教目的和娱乐目的,极少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也就是说,源远流长的艺术短片大都具有精英化和纯艺术的特征,而风起云涌的微电影大都具有大众化、媚俗化的特征。而且,在数码时代的“艺术短片”由于获得了“网络播放”这个平台,从而被微电影这个大概念所囊括,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被称为“艺术微电影”或“实验短片”。此外, 20世纪70年代后步入鼎盛期的特种形式电影,如球幕电影、动感电影、水幕电影、环幕电影、魔毯电影等,使用片源也基本都是电影短片,自从微电影这个概念提出以后,也被囊括其中。

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三电影的概念,认为,“第一电影”作为大银幕电影,就是常规的影院电影,也是基础性电影。它有长度,有常规制作,也有影院放映的通常模式。“第二电影”是电影短片,包括故事短片(动画短片)、短纪录片、专题片、新闻片、短资料文献片、科教片,以及电视、影院里播放的片花、广告片、专题片。“第三电影”就是微电影,融入了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的特点,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基础性电影的功用性电影。[17]这里所言的“第二电影”几乎把除现在微电影以外的非纯艺术短片全囊括了进去,而这些短片,大多数讲故事的“电影性”恰恰是最弱的,或者说是没有的,因此被放逐在微电影之外是没问题的,但是故事短片(动画短片)、短记录片[18]如若是当下以网络平台为首要传播对象的,自然应该是微电影,如若是指传统(确切地说是网络时代之前)的不以商业为目的,仅仅是为了艺术探索为目的,当然和我们这里所言的“艺术短片”是一个概念,不应该被称为微电影。

(三)微电影与视频片段:电影属性与随意记录

在这个视频拍摄手段已经非常普及的时代,“随手拍”已经成为了老少咸宜的习惯性动作,作为动态视频的摄像和静态视频的摄影一样,已经变得似乎没有任何门槛了,而且可以随拍随传——当下的微信、QQ等都有这个功能。微视频泛指时间很短的视频短片,原优酷网总裁古永锵解释说:“微视频是指短则30秒,长则不超过20分钟,内容广泛,视频形态多样,涵盖小电影、纪录短片、DV短片、视频剪辑、广告片段等,可通过PC、手机、摄像头、DV、DC、MP4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或播放的视频短片的统称。‘短、快、精’、大众参与性、随时随地随意性是微视频的最大特点。”第一视频网对微视频的解释是,播放时长度介于3―5分钟的视频,适合于所有终端浏览和展示,尤其是手机。[19]可以说,对于微视频的这两个定义,除了时长上有点过于主观随意外,基本是准确的。

在我看来,微电影是微视频的一部分,微电影和不管用什么方式拍摄的视频的主要区别,就是作为电影属性的最重要特征——故事性,这是衡量微电影和视频片段的重要标志。视频片段好比是布料,微电影好比是衣服,布料只要没有按照一定的款式设计、裁剪、缝纫、装饰,就不是衣服。一段或几段视频是不是能成为微电影,关键是看其是否用电影的手法(包括视听语言的组合、剪辑手段、故事构成、人物、情节、主题等)在讲故事。因此有学者认为,“微电影本质上就是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它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电影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传播效应。”[20]“微电影其实是故事形态的网络视频,所有的网络视频在国外网站上都是叫video clip(视频剪辑)。课堂上我们所说的短片实际上都是短的电影,而电影的本质特点之一是集体观看。这两者不能完全等同。而更多时候,这两个概念只是不同语境下使用的词。”[21]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拍得再好的视频尽管用了电影拍摄手法,但如果不是在讲故事,它就都不是微电影;而质量再差的微电影,只要它具备了电影的构成要素,它依然是微电影。如朴载相(鸟叔)的《江南 style》自从2012 年7 月 15日在国外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线后,一路蹿红,点击率到2015年1月8日已达22亿次,成为网络上最火的视频,但其依旧不能算微电影。被认为是全球最佳的大学形象宣传片之一的《北大光影交响曲》,2014年火爆的《小苹果》以及众多的流行的mv也应做如是观。此外,还有电影式的镜头蒙太奇剪辑合成,但缺乏故事内容的传统广告视频、婚礼视频、演艺活动视频、访谈视频,电影和电视的片花、摄制活动记录,以及新兴的1―2分钟的视频微名片等,也不应纳入微电影的范畴。

(四)微电影与栏目剧:网络播放和电视播放

栏目剧,顾名思义,由“栏目”和“剧”构成,是将具有统一片头、片尾、主持人,以及有演员演绎的故事情节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电视节目/叙事形态。目前影响较大的栏目剧有央视的《心灵俱乐部》、重庆卫视的《雾都夜话》、陕西电视台的《都市碎戏》、广东卫视的《外来媳妇本地郎》、江苏卫视的《新三言二拍》、湖南卫视的《爱情魔方》、湖南娱乐频道的《欲望都市》等。栏目剧把电视栏目与影视剧结合起来,兼具电视与电影的双重本体特性,属于“嫁接产物”。大部分栏目剧在风格形态、长度、拍摄方式等方面与情景剧和微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差别也是明显的。

就播出平台而言,电视栏目剧以电视栏目的形式而存在,具有统一的栏目规格和包装形式,作为电视台的独家资源,可控性也较强。而微电影首先是在网络平台上播放的,网络对其的控制性较弱。电视栏目剧也可以在网络上播放,但首先是为了在电视上播放而制作的。就取材而言,栏目剧内容取自于本地生活,主要描述日常生活琐事,以讲述百姓故事见长,观众对这样的节目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微电影大多数故事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虚构性很强。就微电影中的一类微纪录片而言,创作者先对生活进行选择性的实录获得素材,尔后再剪辑成讲述故事的短片。但与纯粹记录现场信息的视频不同,微纪录片是通过对拍摄素材的取舍,提炼主题、重组叙事结构、突出和强调重要情节等艺术创作手段来完成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应有之意。由于创作者加入了个人化的情感因素,对素材进行了取舍和剪辑加工,这使得微纪录片与原生态生活已有很大不同,具有了艺术重构性。而栏目剧是对生活的搬演,以戏剧化的形式完整再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特别是新闻事件,具有“情景再现”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栏目剧借鉴电视短剧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特点,属电视剧范畴,是“时间的艺术”;而微电影首先借鉴的是电影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特点,属电影的范畴,是“空间的艺术”。就演员而言,栏目剧由业余演员及非一线专业演员参与表演,甚至编剧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并由主持人对栏目进行整体串联。微电影的演员既有草根,也有专业演员,不需要主持人。就观众的身份而言,微电影和栏目剧因其受众而形成的诞生和发展环境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栏目剧的主体受众为中国的中下阶层,而其中以女性居多、年龄偏大,其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和审美领域的地位都偏低;其职业一般为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和家庭妇女。而微电影的主体受众为“网生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微电影的长度我将其定义为少于60分钟。一个电影长片的标准长度一般为90分钟,最短的为60分钟(主要是动画电影),因此微电影的长度应比长片短,否则就成了大电影。与此相对应的,电视栏目剧很多也是少于60分钟的,40分钟左右的很多。关于电视电影,一般专门指用 16 毫米胶片拍摄后只放到电视上去播放的那种电影。一般分上下集,总长度为90分钟,自然也不是微电影。

总体而言,与微电影相比,电视栏目剧在内容上和长度上的限制更多,没有微电影那样开放和海纳百川,而且观众对象也不同,微电影的接受主体主要是年轻的网民,以新异和奇特为特征,而栏目剧则在价值观上更为主流和传统,受到播出长度及质量标准的更多约束。

 

结 论

当下微电影的概念众说纷纭,在争鸣中一些问题逐渐明晰起来。我认为在与微电影相近的四个概念比对中,微电影的定义应该是:时长少于60分钟(和大电影相区别),用数码设备摄制(和早期用胶片拍摄的艺术短片相区别),主要(首先)是在各种新媒体网络平台及移动设备上播放(和电视栏目片区别),具有电影的讲故事属性(和一般记录性的视频区别)的视频短片。

与已有百年历史的电影相比,微电影在短短几年内甫一出现,其创作成果就已井喷。微电影研究者也在几年间就骤然啸聚、人数众多,文化学者、文学批评家、电影学者、社会学学者以及记者等媒体工作者、政府调研人员等蜂拥而上,就其定义、特征、创作现状、类型、传播等各抒己见,使得微电影的研究一下子就处于“战国状态”。在这个百家争鸣的热闹时期,形成了众多的研究热点,但研究者常常会陷入迷途,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重复芜杂,缺乏系统性;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式弄错对象等。所有这些并非水平不济或故意为之,而是研究对象“太新”和“太多”,研究者常常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观其全部所致。就微电影的定义来说,大家各执一词都可理解,作为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 2010年8月,优酷和中影集团合作推出包括《老男孩》在内的“11度青春”系列;同年10月,新浪推出“四夜奇谭”系列;2010 年底,网易推出“明星微电影”系列;5 月,腾讯推出“美丽的梦”系列等。

 

[2]重庆卫视率先对《经典电影》栏目进行改版升级,更名推出《星电影》,栏目的第三板块是对当下流行的数字电影和微电影进行赏析,这是微电影首次作为节目时段出现在电视栏目中。此后,除青海卫视的《幸福微剧场》、厦门卫视的《东娱微剧场》、陕西卫视的《华夏微电影》外,湖南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等也开辟有微电影栏目或剧场。

 

[3]中国日报网商业频道:  |  作者:,,,,,http://business.chinadaily.com.cn/sywh/2014-09-29/7373.html。

 

[4]康初莹:《“微”传播时代的微电影营销模式解读》,《新闻界》2011年第7期,第77页。

 

[5]毕明:《所谓微电影》,《财经》(香港)2012 年3月19 日。

 

[6]闵云霄:《微电影产业链已清晰,8集影片换亿元广告费》,《中国企业报》,2012年10月30日。

 

[7]骆育红:《微电影:网络时代的概念泡沫》,《名作欣赏》2012年第30期,第159一160页。

 

[8]倪祥保:《“微电影“命名之弊及商榷》,《电影艺术》2012 年第5期,第60页。

 

[9]参见:《羊城晚报》2012 年 2 月 26 日。

 

[10]骆育红:《微电影:网络时代的概念泡沫》,《名作欣赏》2012年第30期,第159一160页。

 

[11]孙婧:《微电影的命名之难》,《浙江职业艺术学院学报》2013第4期,第57页。

 

[12]周再宇:《新浪:定义微电影的标准与方向》,《新营销》2012年第1期。

 

[13]王燕子:《微时代的光影言语—论微电影的叙事策略》,2012年第11期,第66页。

 

[14]宋丽丽:《艺术终结之后:对微电影美学特征的再思考》,《新闻界》2013年第4期,第60页。

 

[15]区念中、杨德建等:《中国短片浪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尽管短片形态也出现了如科教短片、新闻短片、风光短片、城市形象片、企业宣传片等,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些不能算是电影短片,因为作为电影的主要因素——故事性在这些短片中常常是缺失的。

 

[17]丁亚平:《“大电影”视域下的微电影发展》,《艺术评论》2012年第11期,第28一29页。

 

[18]这里所言的短记录片是指遵循电影表现手法,通过讲故事表达一定的主题的短视频。而不是以纯粹记录现场信息,不以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短视频。

 

[19]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66540.htm。

 

[20]于思奇:《微电影的火爆路》,《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11日。

 

[21]魏钰钰:《微电影大爆炸》《城市画报》,2012年第23期,第116-119页。

 


《我和我的祖国》: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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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 :《新民晚报》2019年10月13日。

    《新民晚报》数字报:http://xmwb.xinmin.cn/html/2019-10/13/content_16_2.htm     

     同济大学新闻网:https://news.tongji.edu.cn/info/1007/71188.htm

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横空出世,意义非凡。 

其一,开创了献礼片“平民美学”的叙事策略。

孟子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策略一言以概之,就是平民美学策略,就是“乐民之乐”。大时代的“风雷闪电”决定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折射着大时代的“样貌脾性”,国家大事件和个人小生活永远密不可分。家国一体,骨肉相连,民胞物与,小故事反映大时代,《我和我的祖国》以普通人视觉,以当事人身份切入历史瞬间,试图触摸时代的心率和脉搏。平民之朴素、草根之狂野、底层之芜杂使得宏大叙事纡尊降贵,有了感性,有了温度,有了根性,接了地气。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英雄史观向平民史观的转向,主旋律电影也由英雄叙事向平民叙事转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而“垂宪万世”的圣贤们逐渐有了“烟火气”,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领袖、英雄和楷模的平民特征亦增多,在一些作品中,还有成为背景或点缀,退到幕后,甚至不在场的趋势。不话“封侯事”, 不言“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把主角和舞台让位于草根小人物,让之于平民老百姓。喧嚣的群体集会游行,历史转折瞬间的万众欢腾,基本成了煽情的气氛,那些“大江大河大格局”,“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那些时代特有的画面和声音,统统成了“托月”之“烘云”。《我和我的祖国》对于献礼片的最大贡献,是表现小人物的个人化感受,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昭告了“民亦乐其乐”,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见证者。

 

其二、变宏大叙事为“琐屑叙事”。

《我和我的祖国》围绕爱国主题,以七部微电影集萃的形式献礼国庆,变献礼片“体大思精”的宏大叙事,为生活化的“日常叙事”,为个人化的“个体叙事”,为“集腋成裘”的“琐屑叙事”。这种通时合变,“屈尊附就”的做法,拓展了献礼片的格局,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魄。从内容上扩大了“献礼”的内涵,突破了数十年一以贯之的表现伟人英雄、楷模标兵的创作藩篱,在形式上强调了“碎、短、杂”,突出了多元化、多层次化和多面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事教人,而是以情感人,以事娱人,强调感同身受,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合乎网络时代大众对爱国情感表达的个性化、自我化、多样化的心理期待。

七部短片,面目各异,深深打上了导演的个性烙印,各具千秋。总体而言,其中具有草根气息喜剧性强的作品比较受观众青睐,而试图以空洞的说教,以长者身份“教人做人”的“古董片”的最不受待见。为何?因为“教化片”难免要“高台教化”,和宏大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要让人“油然而生敬意”,要观众仰视。而喜剧总是让观众觉得如把自己放在大事降临的时刻,在彼时彼地,自己就会如主人公那样手足无措,跋前疐后,看小人物,也就是看自己。因为喜剧蕴涵着平民乐观主义,是个体叙事和日常叙事中最容易被接受的形式,是老百姓最为喜闻乐见的。喜剧不光“嘲长戏尊”,更重要的是对人本身的弱点的一种善意嘲笑。就此而言,《前夜》《夺冠》《北京你好》三个喜剧短片穿插在四个正剧和悲剧之中,契合了举国同庆的喜剧气氛,口碑最好,为《我和我的祖国》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是中国微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选集电影又称多段式电影,由主题相同的数段短片组成。国外典作有《党同伐异》(1916)《杀手》(1956)《低俗小说》(1994)《罗拉快跑》(1998)《爱情是狗娘》(2000)《21克》(2003)《11:14》(2003)《撞车》(2004)《通天塔》(2006)等,国内有《城南旧事》(1983)《重庆森林》(1994)《爱情麻辣烫》(1997)《西施眼》(2002)《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茉莉花开 (2004)《太阳照常升起》(2007)《天注定》(2013)《无问东西》(2018)《肆式青春》(2018),港台有《重庆森林》(1994)《20 30 40》 (2004)《最好的时光》(2005)等珠玉在前。尽管“穿线的绳子”和“穿法”各异,但“串珠结构”之样貌相近。纵观这些电影,大都为同一个导演的“一部作品”,尽管分段,但各段之间气质风格大体相似。

但《我和我的祖国》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影片的主题是“爱国”,串线是“国家盛事发生的时刻”,但却围绕一个主题,是七位导演指导的风格大相径庭的“七部微电影”。而且集束在影院捆绑上映,赢得了好口碑和高票房,这样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就此而言,《我和我的祖国》为中国当下海量的微电影的影院化和市场化,做出了最为成功的尝试,在中国微电影发展史上具有开先河和里程碑意义。

 

 七部微电影各有千秋,但瑾瑜匿瑕,现分评如下:

《前夜》管虎执导,9分。最后一分钟营救模式运用到位。开国大典仅剩数小时,但要国旗顺利升起,却是状况迭出,肩负重任的小人物林治远争分夺秒,如疯似癫,相关人员排除万难,北京人民倾力相帮,最终不辱使命大功告成。人物个性鲜明,节奏紧张,谐趣十足,把一件升旗的“小事”拍的惊心动魄,令人莞尔。

《相遇》张一白执导,8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科研人员为了保密,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干惊天动地,做隐姓埋名人。事公交上的深情告白,并肩相坐却不能相认,国家需要和儿女恋情之间难以两全的矛盾,令人泪目。但在公共空间的进行大段深情告白诉说,实在是不合情理,不合事理,令人尴尬。如果能采用看信,画外音的方式,也许更为熨帖。

《夺冠》徐峥执导,10分。七篇中之翘楚。喜欢的女孩子出国男孩子要送纪念品,街坊邻居看1984年女排奥运会夺冠需要男孩子调天线,他来回奔走,左支右绌。短片戏剧张力十足,心理刻画十分到位,怀旧的场景令人唏嘘光阴荏苒,编导演摄剪珠联璧合,堪称完美。

《回归》薛晓路执导,7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故事。四条线织成网状结构:升旗手朱涛刻苦训练不懈怠、女港警莲姐兢兢业业守平安、外交官安文彬与英国人谈判16轮分秒不让;修表匠爱妻敬业心系祖国。网状叙事乃微电影之大忌,本片可谓之“状态短片”,什么都想讲,但似乎什么也没讲。没悬念、没冲突、没个性,类同新闻报道和纪录片。

《北京你好》宁浩执导,9.5分。2008年喜迎奥运之际,爱炫耀的出租车司机为人夫失败,为人父失败,处处受窘出丑但阿Q心态依然,侠善之心依然,他毅然将自己视若珍宝的开幕式门票,送给了远赴京城的汶川地震孤儿。大时代的小人物故事妙趣横生,堪称教科书般的表演。以少胜多,以简胜繁,噱头足,笑料足,但镜头后面的故事才是水下之冰山,反映盛世繁华和时代之殇有深度,有力度。

《白昼流星》陈凯歌执导,5分。问:扶贫、浪子回头、白昼流星、天地人和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有何关系?答:难明所以。玄而又玄,谓之法门。

《护航》文牧野执导,6分。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一根筋”女汉子飞行员克服心理的身体的障碍,舍弃爱情,终于圆了童梦,一飞冲天。励志?爱国?成长?什么味都有,但似乎什么都不充足。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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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 《电影新作》待刊。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弘扬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礼赞电影银幕上彰显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2019年9月7日,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党委研工部承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与表彰大会暨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研讨会参会者既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也有来自业界的编剧。研讨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大家击玉敲金,就经纬万端的新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史、电影剧作理论和批评、电影文学创作与电影发展关系、著名电影编剧创作风格、动画剧本创作、电影文学改编史及改编理论、电影文学创作现状、域外传播及影响、编剧地位及其与导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成果颇丰,现将主要观点从三个方面予以梳理归纳。 

    一、对编剧的地位及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编剧的地位、责任和创作诸问题,一直是业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重点讨论的议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王兴东会长认为,七十年电影实践证明,尊重原创才有经典形象。文学是影视之母,法律为防止弑母现象,赋予了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在首席、标志着作者的权利。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深入社会生活,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作品才会有深度。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蔺海波认为,剧本是电影创作的基础和根本,优秀的电影剧本,塑造出的具有一定社会本质概括性又个性化的艺术形象,影响、感染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以饱满的激情,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凸显着电影艺术独特的作用、价值与魅力。茅盾文学奖得主、八一电影制片长原厂长柳建伟认为,中国电影必须要坚持以剧本为中心。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出发,或是经一流剧作家奠基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事实。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任周斌教授梳理和论析了新中国电影剧本的几次创作高潮,认为编剧人数不少,但优秀编剧仍十分匮乏,这也是缺少好剧本的一个重要原因。采取措施加强电影编剧队伍的建设,培育一批优秀编剧,乃是提高影片质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我的法兰西岁月》编剧赵葆华认为,我们的创作和评论不能局限于小儿小女,应该有大国情怀和大国精神。编剧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被资本掌握就难免陷入被动和低俗。我们既要看到观众喜欢什么,但也要走进生活,引领风尚。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院长厉震林教授认为,编剧需要一步步提升自己,从技术到文化再到人格,技术是获取上岗证,文化是成为优秀剧作家的需求,人格则是大师禀赋。编剧的精神等级,则从真实的发现、道德是非的发现,再到社会发展必然律的发现、人类价值的发现。如此,剧本才会有更深的境界。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郑宜庸教授认为,王兴东老师强调“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并且对于为何要深入生活、如何深入生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有着大量生动凝练的观点,形象直观的比喻,通俗易懂又意味隽永。考察他的创作实践,对于真人真事题材电影的创作,具有实践与理论的积极意义。

《焦裕禄》编剧方义华认为,苏联电影界有一句名言:一流人才当编剧,二流人才当导演。编剧是原创,是无中生有写故事,导演是二度创作,用电影的手法再现剧本。编剧是设计工程师,导演是施工工程师。所以编剧在电影中的作用和地位更重要。《袁隆平》编剧谭仲池认为,编剧和导演的矛盾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背后强大的资金力量。电影成功的关键是塑造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物。主要人物、关键人物和焦点人物,这三种人物的交叉会使电影的结构更加生动。上海师范大学陈吉副编审认为,编剧地位下降,表现在不标注署名、没有话语权、导演制片人演员都凌驾于编剧之上。与此同时,看剧本、懂剧本的人也在变少。需要在影视学通识教育中普及编剧课程,由学者、创作者共同教授。《黑炮事件》编剧李唯认为,当年站在舞台正中心位置的编剧,到了今天被边缘化了。获得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的奖项,让我们重拾昔日的辉煌。兰州大学赵晓珊教授分析韩国的电视剧“编剧中心制”认为,三大电视台征编剧签约长期合作。编剧对剧本有完全的控制力。韩国电视剧的播放模式强调与观众的交流,了解观众需求并及时调整。这对中国影视有借鉴意义。兰州大学周仲谋副教授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几点对策:一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编剧合法权益;二是尊重编剧的劳动成果,建构行业良性生态;三是编剧自身应增强责任,以积极的姿态去努力创作。

关于电影文学性的重要性,及文学与剧本创作的关系问题,业界认识曾出现过偏差,学界也言人人殊,但近年来基本达成了共识:文学创作在电影中具有重要作用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盘剑教授认为,二十世纪20年代,明星影片公司带头向鸳鸯蝴蝶派作家求助,开始了中国电影与文学的第一次合作,为中国电影创建了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也使得中国电影正式走入了艺术殿堂,并以类型化和通俗、娱乐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风格形成了中国早期商业类型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功。《生死抉择》编剧贺子壮认为,文学作家长期扎根生活,跟职业编剧为完成某一创作任务而去“深入生活”是不一样的。好的文学作品思想性上的深度,是一般电影编剧所难以具备的。小说改编电影是条好途径,编剧和作家要携手。西北大学曹小晶副教授分析贾平凹作品电影改编的美学流变后认为,每一次电影改编,实际上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对文学原著的一次富有意味的解读与阐释,从中可以发现改编本身的一种美学观念的演进。西北大学郭越副教授认为,电影导演专业教学应重视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与转化。近年来内蒙古和贵州籍导演新势力崛起,已显现了文学创作经验对电影创作的影响。这拔青年导演深受台湾新电影侯孝贤等人的影响,表现为十分重视文学叙事经验的电影化转换。兰州文理学院孙婷老师认为,文学性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在培养编剧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经典。西北师范大学巩周明博士认为网络寄予了文学便携的传播方式,而网络文学变成了影视剧改编的最佳文学。兰州文理学院王艺副教授对学生在创作时以小说思维为主,创作方式简单,或者是对市场上已成型作品的借鉴等现象表示忧虑。

鉴于当下研究电影文学和剧本的“卡脖子的问题”是几乎看不到剧本,往往是通过看电影来进行研究,周斌教授在闭幕式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亟需解决,建议厦门大学的电影博物馆将电影文学和剧作资料作为征集和研究的方向。 

    二、中国电影美学观念、叙事特征及电影史存疑的问题探讨

适逢新中国电影70周年,对其发展成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今年学界的热点话题,与会学者鞭辟着里,颇多中的之论。复旦大学周斌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在美学形态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崇高美”的推崇,二是对“悲剧美”的渲染,三是对“朴素美”的倡导。21世纪以来,第一是古装大片的出现,更强调“绚丽美”。第二是适应观众和市场多样化需求,通过混搭所表现的“杂糅美”。第三是武侠片、黑帮片等对暴力美学的推崇。第四是悲剧美,从性格悲剧、爱情悲剧、生活悲剧等方面都有新拓展,第五是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追求电影综合性美学。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认为,电影观念是生产力,电影发展史也是电影观念变革史。从建国初期到17年的国家电影观念,到新时期第四代导演呼唤“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艺术本体观念,第五代导演以影像反思黄士地文明的文化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娱乐片”讨论,电影工业和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断崛起。新时代新力量导演表现出的“电影工业美学观念”,与时俱进,成为先进的电影生产力的代表。上海大学金丹元教授认为,十七年电影主线是确立与营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形态。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一般特点,可归纳为:从“人民电影”到“人民性”的提出,为工农兵服务;新英雄主义色彩与崇高美的确立;唱响新时代,阶级意识的普世化;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新时期电影的“破冰之旅”,首先就是从回归和重新审视“现实主义”起步的。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在五花八门的影像视觉盛宴中正在突围。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研究员认为,多元化表达和深度诠释为当下主旋律电影剧作提供了三方面启示:一是凸显以人为本、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二是中国性表达;三是青春中国的情怀表达。对于中国电影的优势元素:动作、喜剧、悬疑类型元素,要继续发扬。上海交通大学李建强教授认为,“共同体美学”被认为是电影语言和电影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支撑点,时间向度上具有三个特质:一是立足现实;二是贯通古今;三是引领未来。对于共同体美学的认识需打破历史的框架和规矩的约束,跳出个体具象的羁绊,会通历史全过程,这样才能超越“外在的、机械的”时间度量,既再现当下又引领未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研究员认为,电影的决定因素是不可测的市场,而不是评论家。艺术要应景但不能太应政治的景,要找到政治应景和市场应景的结合点。今天完全靠政府来操控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对于当前中国电影界存在观众低龄化与弃现实主义的问题,兰州大学陈响园教授认为,电影的心灵抚慰功能正在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娱乐至死的倾向。归根结底在于创作者不懂观众、懂观众的不会创作,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战狼2》编剧刘毅认为,在如今的中国银幕上,人物形象很多是“反英雄的人物英雄,非英雄的英雄”。这其实跟传统的人物形象有些背离,他们有缺陷,但更加可爱,有血有肉,这样的英雄才能够符合当下的审美要求,可望不可及的完美人物形象时代已经过去了。沈阳师范大学林雪飞副教授认为,中国电影想要赢得和打动世界,应该具有丰厚的民族化内涵,要关注时代和现实,表达人文精神,拥有深刻意蕴,努力实现叙事的优化与完善,呈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对电影史存疑问题披沙拣金,辨伪去妄,新见迭出。南京师范大学陈吉德教授遍稽群籍,探赜索隐,对《红色娘子军》创作人员考证后认为,刘文韶1956年创作出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为电影提供了名称;吴之1957年创作出琼剧《红色娘子军》,为电影提供了建议,但没被采纳;梁信1958年创作出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为电影提供了内容。所以,梁信是核心,应该有署名权,刘文韶可有可无,吴之无权出现。上饶师范学院吴凑春副教授张本继末,拔树寻根,分析《武训传》批判运动的起因认为,要考虑以往学者忽略的两个因素:传记和私营。传记,是该片标示的电影类型,具有真人真事品格,在当时既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也导致其不能像一般故事片那样进行反复修改。私营,是影片的出身身份,产自一个私营电影制片厂,在当时带有“原罪”特征,注定是要被消灭的对象。

关于经典作品的改编,近年成功之作甚多。兰州大学阮青老师认为,《智取威虎山3D》的改编是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采取“嵌入式”套层结构,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社会现实的联接,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消费逻辑的冲突和融合,全球化和民族性等诸多议题,是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改编的典型个案。西北师范大学杜臣弘宇老师认为,经典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被边缘化,经典一定会以某种力量给现在的人造成影响。

关于电影教育功用问题,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教授认为,电影必须成为教育才有尊严,才能告别在所有艺术中低徘徊的层次,走向大的艺术平台。如果电影从小学就进入教育,那么电影终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教育。兰州大学张同胜教授认为,电影应增强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成为干预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影视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媒介,关注社会底层,关注边缘人群,激发观众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西北师范大学张丽华老师认为,电影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具有人性化的因素,具有教化的功能。新技术浪潮带来的身体热,从不同的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中各个领域的重要性。 

    三、各类题材电影、港台电影及热点影视创作的研讨

在“一带一路”国策的时代大背景下,丝路之路题材电影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丝绸之路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张阿利教授认为,丝绸之路与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一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丝路题材叙事特点为:1.内向聚焦的叙事视点;2.两极分化的叙事方向;3.线性叙事结构与“二元对立”戏剧冲突。近年来丝路题材电影承载着共同体美学的表达,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当成政治标签,更不要变成政府要求的任务。西北师范大学张哲玮博士认为,丝绸之路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民族意识形态,其影像作品可以直接承担教化功能,最终是要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创作独具特色。《民族艺术研究》副主编彭慧媛认为,由于氛围相对宽松,云南军旅作家们抒写新生活、人物形象塑造突破公式化和概念化,富有民族个性,在非娱乐化时代追求娱乐,营构了极具民族风情的意境美学。

“精准扶贫”作为国策,已成了中国人人关心的大事,关于这个题材电影的创作也是主旋律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王莉认为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主题开凿上有深度。第二,作者都能深入生活,突出反映与贫困斗争的伟大社会实践。第三,大多以温暖现实主义来讲述一个故事。第四,在人物塑造上既突出了脱贫攻坚领头人,也刻画了人物群像。存在问题:故事雷同,缺乏创新性探索和深刻反思,常诗意美化或过度放大扶贫前后的对比状况,对农民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和掌控描写不够。

新中国电影女性电影对于女性社会身份的转变,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居功至伟。渤海大学尹晓丽教授认为其对女性贞洁观的批判表现在:一是贞节观与中国电影的女性意识。旨在揭示传统宗法社会伦理观念的弊端;二是贞节观与传统文化舆论力量的共谋。流言杀人、人言可畏的主题成为反思民族文化弊端和国民性缺陷的切入点。三是性文化张力下的女性悲情。探求女性在性禁忌压抑下欲望的萌动和飞蛾扑火式的反抗。

港台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山西省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马明高认为,侯孝贤从沈从文借鉴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佛学的精髓,采取冷静、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去审视生活。贾樟柯由沈从文得到一个道理,传达尊贵的个人体验应是创作的本能状态。面对全球化下的“故土”,侯孝贤把故乡当做人的精神家园而宁静淡远,贾樟柯却因“没有故乡”或“回不去的故乡”充满痛楚与忧伤。上海财经大学徐巍教授认为,香港警匪片发生了由外向内的演变。从八十年代外在的视觉对抗,逐渐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乃至意识层及潜意识层。人物的刻画不断由方及圆,叙事主体也日益由浅入深。辽宁师范大学庄君副教授认为,张国荣超越歌手、演员、明星等身份,成为一个多重复现的意义场域。其个人魅力通过角色得到受众的认同,缝合了影片情感与观众情感的缝隙。他的银幕表演呈现出“癫”和“典雅”的共时性,“自然”与“真”成为其表演旨趣的本质追求。西北师范大学林恒博士认为香港电影从九七回国后,出现了“有术无道”和价值观混乱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动画创作开枝散叶,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杨晓林教授梳理了中国学派动画的历史经验和创作理论,认为中国学派动画的重建,既是“形而下”的叙事层面的创新——即具体创作方法和技术上的求索,也需要“形而上”的理念重建——即“动画观”的革故鼎新。青岛科技大学张春玲副教授分析“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动画片价值观的变迁认为,作品的世界观决定人物选择与主题。人物选择体现了儿童的自我规训与控制,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60年代到80年代除暴安良的传统母题,迭代为90年代的成长、冒险、对抗与寻找主题,实现集体主义到家国主义的转变,中产阶级价值观成为影视动画片创作的核心。西北师范大学赵洋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动画背后都有着文学的影子,当下中华动画最缺的依然是文学的滋养和叙事的趣味,积极拥抱文学入场。兰州大学研究生周蕊认为,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我国动画的一大制胜法宝,而此种文化集中体现在故事发生的场景空间中。

热门影视的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前沿话题。上海大学刘海波教授分析《烈火英雄》和《上海堡垒》认为,在创作观念上偏重大场面制作和大明星运作,忽视了对剧本的打磨。在环境氛围上违背真实性和逻辑统一原则,在特定人物的行动和行为处理上违背了专业性原则,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反应违背情感合理性原则,在剧作上没有建构起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教授分析《烈日灼心》认为,原著能够结合福建当地文化来表现死刑犯,与现实结合密切,挖掘人物心理深入,深刻思考了犯罪的原因。原著名“太阳黑子”更具意向性,有张力和爆发力。广州大学陶冶教授分析《破冰行动》认为,制毒村以宗族为核心,等级森严,人人制毒,以“不卖给中国人”来“报效祖国”,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中,全村成为“共同致富”的“命运共同体”。主旋律影视正视存在问题,解剖问题,这是时代的进步。兰州大学研究生窦宁分析《长安十二时辰》认为,该剧以精湛的制作手法再现了大唐盛世,演员的敬业成就了良好的口碑,用视觉升级提升了国产网剧的品质。

 

    结语

本次研讨会作为电影文学研究的学术盛宴,各位学者和编剧舌灿莲花,金句频出,内容涉及面广,问题意识强烈。大家对专业问题并未数黑论黄,与世偃仰,而是独立思考,自出机杼。论析可谓河奔海聚,研精致思,不但思维活跃,观点新颖,而且衔华佩实,论述缜密。大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影文学发展中的得失成败,进一步确立了“文学脚本是中国走向电影强国的立足之本”的重要思想。鉴往知来,本次研讨会不但对未来以后的剧本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而且对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电影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严肃认真地戏说历史——《糟糕历史大电影:臭屁的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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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认真地戏说历史——《糟糕历史大电影:臭屁的罗马人》

今天聊聊英国电影《糟糕历史大电影:臭屁的罗马人》。

片名Horrible Histories: The Movie (2019)

 

英剧《糟糕历史》是CBBC出品的一档儿童节目,本剧的特点就是用喜剧的方式展现历史上的雷人一面。该剧的特点就是表面看起来荒诞无节操,骨子里还是坚持史实。

大电影也一样,英国人以他们惯用的自黑和互黑方式,戏说罗马帝国尼禄Nero皇帝的一段故事。

本片以一名普通罗马人Atti为切入点,带出了尼禄时期的几件重要事件。

 

别看本片的讲述方式十分不靠谱,但采用的几段重要故事情节都是真实历史。

尼禄联手母亲毒杀先皇;尼禄沉船暗杀母亲抢班夺权,尼禄母亲却死里逃生,随后尼禄让亲卫军杀掉母亲;尼禄杀掉自己的恩师……这些在片中均有体现。

而尼禄其他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则选择不涉及,比如著名的火烧罗马。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尼禄在位期间与统治阶级其他高层关系紧张,政治斗争失败后落魄自杀。

真实历史事件和记载下来的历史事件是不同的。元老院夺取政权后也在历史书上将尼禄描写成暴君形象,并且进行了“记忆诅咒”工作,悉数销毁尼禄的画像、雕塑、货币、记录有尼禄名字的文献、档案。后人只能通过历史记载知道一个尼禄的暴君形象。这就像肃清政治影响一样,古往今来没有变化。

尼禄死后,罗马帝国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走马灯似的接连换了四位皇帝,直到负责镇压犹太起义的军团统帅韦斯巴芗战胜其余对手才顺利称帝,建立了弗拉维王朝。

 

Atti带出尼禄平叛英格兰凯尔特人的故事,别看他们的起义或者叛乱将举办演唱会似的,实际情况只能更加惨烈。

年轻轻轻元气满满的罗马男孩Atti和凯尔特女孩Orla负责串起故事,顺便担任颜值担当。扮演Orla的艾米莉亚·琼斯 EmiliaJones已经长大了不少,比起在《噩梦娃娃屋》时长高了不少,出落得亭亭玉立,希望以后不要长残了。

驻守边疆的罗马军团都强烈期待有一个能够回到罗马的机会。这说明了好几个问题,一个是英格兰的气候的确很糟糕,想看到太阳长啥样都难,第二就是当时的军团都效忠皇帝,尼禄一直没有失去军队的支持。尼禄欺压的也只是元老院等高层,再就是欺负欺负外族人了,本国国民依旧是支持他的。

 

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歌舞元素。就像印度电影没事就会唱一段、跳一段一样,《糟糕历史》也会插入各种歌舞,以类似Rap的方式讲一讲历史。

缺点就是唱歌跳舞戏好难看……唱得也不咋地、跳得也不咋地,歌舞和历史在他们眼中估计都一样,都是闹着玩的。

 

严肃认真地戏说历史,

轻佻马虎地唱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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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囧途系列”之非正常人类的非正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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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 《中国艺术报》约稿。  

《囧妈》是“囧途系列”之第五部——其他四部依次是《人在囧途》(叶伟明,2010)、《人再囧途之泰囧》(徐峥,2012)、《心花路放》(宁浩,2014)、《港囧》(徐峥,2015)。这个系列有极为相似的类型配方:中年夫妻感情危机,合伙人反目成仇,第三者意欲夺爱,男主旧情难舍,旅途遇阻遇险遇尴尬,囧事百出,矛盾激化后峰回路转,舍而后得,块垒冰释,亲情回归,心伤暂愈。

“囧途系列”自《泰囧》开始,迎合国内高涨的旅游热潮,场景从内地延展到泰国、云南、香港、俄罗斯,在各风景名胜和钟灵毓秀之处,各种霉运不断、各种化险为夷……从中外喜剧片、黑帮片、动作片、爱情片、公路片、青春片、怀旧片、甚至风月艳情片等类型电影中东挪西借各种杂彩线,南拼北凑诸般下角料,缝缀出花不棱登的百衲衣。《囧妈》也以公路片的方式,极力铺陈雪域风光和匪夷所思的奇遇,把商业电影的杂耍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中式治愈系电影”,“囧途系列”也极具问题意识,直指当下中年人的生活窘境和情感危机——夫不夫,妻不妻,友不友,母非母。中年危机源于中国高速发展期骤然升级的生活压力,由此造成心态失衡,行为失常。解决之道就是节制欲望,收敛个性,反求诸己,不为已甚。《囧妈》的苦主卢小花,不独和儿子龃龉难合,婚姻也很失败。一切不幸的渊薮,归之于她的性格缺陷——控制欲太强,锲而不舍地想将丈夫和儿子改造成她“幻想”的人。她“为你好”的逻辑是自私,是占有,“投喂式”宠爱和“丧偶式育儿”是自我扩张,一切悲剧由此而起。

《囧妈》探讨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讲代际和解,这本来切中时弊和国人隐痛,非常有现实意义。但可惜的是未能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去从当下生活中找故事,找情节,找细节,让观众反躬自省,产生共鸣,得到自我治愈的慰藉。而是为了票房,撅天扑地从各式商业类型电影中抄情节,从当下博眼球的话题中找段子,把一个本来可以触及灵魂,喜中蕴悲的故事拍成了浅陋的闹剧,影片充斥着貌似精明的商业算计和无底线的媚俗讨好,作为又一部典型的“攒局电影”,故事处处断裂,八面漏风。

“囧途系列”致敬“旅行片”典作《环游地球80天》,与其有极为相似的叙事套路和人设。不过同为商业娱乐片,好莱坞作品充满着英伦绅士的智慧和迪斯尼惯有的乐观主义,谑而不虐。就中国“囧途系列”的开山之作《人在囧途》而言,以举国若狂的春运做故事背景,玩具集团老板李成功和挤奶工牛耿之间言行夸张有限度,嘲谑有节制,人物囧的有尊严。影片作为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生存实录,极具“哀民生之多艰”底层意识和人文关怀,因为接地气而让观众感同身受,因此口碑最佳,豆瓣评分亦高。而接下来的四部却满溢着港式无厘头电影的光怪陆离和恶趣味拼贴,但又失周星驰喜剧讽喻现实的神髓,变得强颜欢笑,油滑做作,鄙俗不堪。

《泰囧》开启了商业片唯利是图的“媚俗叙事”模式,把《人在囧途》充满颠簸艰辛但乐观幽默的暖心归途,揉捏成了充满阴损算计的尔虞我诈之旅。无中生有造事端,向壁虚构编桥段:贫嘴毒舌、误认人妖、色情按摩、误闯黑帮、豕突狼奔,诸种丑行恶状,不一而足。作为“喜剧”贺岁片,尽管票房凯歌高奏,但美学品味实在是不敢恭维。及至《心花路放》和《港囧》,益发在媚俗的轨道上滑落,主角沦为了逆来顺受,人格和尊严受虐的“非正常人类”,而“黄金配角”则为登徒子式的猎艳渣男或神经病智障青年。各种嘲讽生理缺陷的低俗情节和杂碎荤段子“异彩纷呈”,泡妞搭讪、劈腿、车震、一夜情、基友、拉拉、阿凡达女郎、杀马特少女、防狼喷剂、房事不顺、催生、王晶拍黑帮片、坠楼命案……无下限的恶搞和重口味,各种心理施暴和精神被虐。故事情节进阶到神剧梦呓模式,上天入地,野马无缰,已随心所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囧途系列”前四部就人设而言,男主作为一个精致利己的商人,或是都市精英分子,类似相声中逗哏。而配角类似相声中的捧哏,胶柱鼓瑟,卖萌耍宝,为男主或穿针引线、或递火点鞭、或火上浇油,但往往弄巧成拙,把事情搞的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及至《囧妈》,开启了双主角叙事模式,徐伊万与卢小花母子是一对控制欲过强的“非正常人类”,俩人互为地狱,抑郁狂躁,见面就撕,口无遮拦,各种气急败坏,各种风症癔症并发,花式互嘲互讽,不重样地戳心顶肺,令人头皮发麻,尴尬莫名。就直男癌兼妈宝男徐伊万而言,他在本片中成长的极不自然,“人物弧线”很别扭。而呶呶不休的另类母亲卢小花,也一辈子处于唯我是尊的婴儿期不肯长大。俄罗斯大地的漫天飞雪,也无法洗白母女俩入骨入髓的劣根性。

《囧妈》很现实的主题诉求,没有像优秀公路片如《雨人》《绿皮书》那样,通过角色的深度互动来完成彼此心灵的契合,却采用脱离现实的戏剧化方式强行黏合。母亲负气下车暴走,雪地一通怀旧诉说,徐伊万立马就理解并原谅了母亲。而当徐伊万决定放弃知识产权时,婚姻就立马有了转机。在叙事转折处不是徐转缓行,而是“猛拨方向盘”进入“和解”模式,所以上半段的“互虐”和下半段的“温情”显得很割裂。作为现实题材电影,母子俩穿越西伯利亚冰雪大地的“非正常之旅”,从北京出发,途经集宁、二连浩特、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尔库兹克众多城市,每个站点都塞满了故事。六天六夜中各种意外皆是常人鲜能做到和遇到:和乘客换床铺不断被虐、异域艳遇被偷听搅局;扒火车过夜冻成冰棍还活着;“光头强”遇“熊出没”熊口逃生;胆敢背着妈妈过有裂纹的冰面;天降热气球送达目的地;一曲《红莓花儿开》让莫斯科观众如痴如醉。每个小故事都与现实违和,说来就来,没有草蛇灰线的伏笔铺垫,缺乏逻辑呼应,不是“用角色推动故事”,营造喜中藏悲、笑中带泪的喜剧效果,而是“导演来推动故事”。貌似精心设制,异彩缤纷,实则杂乱牵强不着边际。

优秀的公路片有惊险,有幽默,有温情,有感动,有针砭,有震撼,也决痈溃疽,但绝对不让亚文化大肆恶溢和泛滥,无原则地挑战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面对溃烂的情感伤口嬉皮笑脸,无底线地讥嘲和调侃。《囧妈》延续了“囧途系列”构成元素,但就美学品质而言,与十年前横空出世的《人在囧途》判若云泥,不但不接地气,而且由高雅入低俗,堕落地无可救药。

这样的所谓公路片,中国没有最好。


[1]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导。


 

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电影的乡土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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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林 《中国艺术报》2020年约稿。 

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电影史,是一部乡土中国人际关系变异史,也是一部乡村数代人的生存奋斗史,更是一部现代文明深入乡土中国肌体的演变史。“乡土叙事”是中国电影人面对农村题材时的必然选择,不但充溢着一代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也赓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

乡土中国决定了中国电影的底蕴和样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构建起的“乡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性所在。电影是舶来品,上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后迅速入乡随俗,中国化的过程可谓是“乡土化”的过程。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是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离不了泥土(珍惜土地)、不流动性(安土重迁)、熟人社会(聚村而居)的全方位阐释,对由“私”的个性造就的“差序格局”(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乡土伦理与政治宣教、现代伦理与法治,及城乡对立等诸多矛盾的深度剖析。 

 

       一、乡土文化对政治宣教的“迎”与“拒”

       表现乡土文化对政治宣教的“迎”与“拒”,是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主流。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旨归,电影与静水流深的戏曲一样,一直承载着“高台教化”的功能。而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如《农家乐》(1950)、《白毛女》(1951)、《春风吹到诺敏河》(1954)、《洞箫横吹》(1957)、《花好月圆》(1958)、《康庄大道》(1959)、《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李双双》(1962)、《丰收之后》(1964)、《艳阳天》(1973)、《青松岭》(1974)、《金光大道》(1975)、《春苗》(1975)、《欢腾的小凉河》(1976)、《甜蜜的事业》(1979)等,内容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等政治运动和时势政策密切相关,传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基本都是农村政策的影像解读,在“主题先行”观念的支配下,脸谱化的主人公往往是政治传声筒,政策代言人和方针阐释者。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伟光正”的革命浪漫主义遮蔽了乡土文化的质朴和粗粝,影像中的乡村生活尽管美好,但不真实。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农村题材电影盛极一时,脱贫致富是时代最强音,也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艺术观念的改变,以《月亮湾的笑声》(1981)、《喜盈门》(1981)、《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两部,1981)、《冤家路宽》(1981)、《车水马龙》(1981)、《陈奂生上城》(1982)、《张灯结彩》(1982)、《赵钱孙李》(1982)、《生财有道》(1983)、《咱们的牛百岁》(1983)、《不该发生的故事》(1983)、《月亮湾的风波》(1984)、《人生》(1984)、《咱们的退伍兵》(1985)、《野山》(1986)、《老井》(1987)、《哦,香雪》(1989)、《走出地平线》(1992)、《香香闹油坊》(1994)、《留村察看》(1994)等为代表的影片,打破了“十七年”同类作品刻板教条的叙事模式,力争实事求是地展现“山乡巨变”,表现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与强势的国家权力间的博弈,显示出“政策式现实主义”电影的转型与进步。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深得民心,而与政治经济政策变化同步的农村题材电影——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电影,也蜚声国际影坛。

进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表现社会变革、爱情婚姻,留守儿童、村官选举、恶霸横行等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天狗》(2006)、《光荣的愤怒》 (2006) 、《决战刹马镇》(2010)等,表现乡土文化和公共利益的守卫者与猖獗的黑恶势力生死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二、直面乡土中国问题,颂扬自强不息精神

新时期以来,城乡文化对立且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不仅面临政治经济的重压,也面临着文化心理的困扰。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敢于直面现实,表现乡村社会的灰暗面,表达向城市化过渡中的困惑、痛苦和抗争。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中乡土社会买卖婚姻盛行,自由恋爱被认为伤风败俗,沈存妮不堪忍受闲言碎语自杀,小豹子则因“强奸致死人命”入狱,妹妹沈荒妹因此感到耻辱和恐惧,导致性格孤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中离了婚的秀云暗恋姐夫金东水,受不了积毁销骨的谣言跳水自尽,《陈奂生上城》(1982)通过贫穷户陈奂生入城的遭遇折射城乡的差距,《人生》(1984)中知识青年高加林到城里工作后抛弃巧珍,却最终失去工作也失去了爱人。《二嫫》(1994)、《一个都不能少》(1998)、《好大一对羊》(2004)等表现了主人公保守和执拗所导致的尴尬和窘境。《黄土地》(1985)、《良家妇女》(1985)、《湘女萧萧》(1988)、《红高粱》(1988)、《黄河谣》(1989)等批判传统伦理对个性和自由的压抑,极具现代意识。此外如《过年》(1990)、《惊蛰》(2004)、《红色康拜因》(2007)、《光棍儿》(2011)、《最爱》(2011)、《hello!树先生》(2011)、《人山人海》(2012)、《美姐》(2013)、《一个勺子》(2015)、《心迷宫》(2015)、《喊·山》(2016)、《健忘村》(2017)、《村戏》(2018)、《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等聚焦人性的多元与复杂,揭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深入探索了农民的生存窘境。

“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冲击和消融着“乡土文化”,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和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乡土社会”也力求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以期涅槃重生,乡土文化的坚守者常显得悲壮而又崇高。如《王首先的夏天》(2002)、《美丽的大脚》(2002)、《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2002)、《暖春》(2003) 、《暖》(2003)、《上学路上》(2004)、《大山深处的保尔》(2005)、《留守孩子》(2006)、《三峡好人》(2006)、《马背上的法庭》(2007)、《落叶归根》(2007)、《图雅的婚事》(2007)、《杨善洲》(2011)、《十八洞村》(2018)、蜻蜓少年 (2019)等批判乡土文化落后的一面,在揭示乡村物质和文化困局的同时,也在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表现接受新思想的主人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三、传统“礼治”对现代法治的抵抗及皈依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礼治”(亦说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源远流长的中国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礼治”方式,不但是儒家文化赖以生长且千年不衰的肥沃土壤,而且铸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但自“五四”以来西学进入,随着新中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乡土伦理的坚冰就开始缓慢消融。新中国农村电影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反映乡土伦理对现代伦理和法治的抵抗和皈依,积极承担起了文化启蒙和法治宣教的功能。

“十七年”期间,由于过于强调电影的“政治工具”功能,对现代伦理和法治思想的启蒙探索是停滞的。及至80年代,随着外部思潮的再次涌入,这种探索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两部,1981)、《人生》(1984)、《野山》(1986)、《老井》(1987)等电影中重启,对极左政治反思,对“改革开放”的热切欢迎,对新生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就成为这些电影的主调。

20世纪90年代,农村题材电影取材更多样化,涌现了表现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乡土伦理矛盾的力作,如《秋菊打官司》(1992)、《血色清晨》(1992)、《香魂女》(1993)、《被告山杠爷》(1994)、《盲山》(2006)、《天注定》(2013)、《我不是潘金莲》(2016)等。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乡土伦理”的矛盾冲突的当事人,几近法盲,在法治日益深入的社会中,他们以“唐吉柯德”式的执着按照乡土伦理为人处世,或者事与愿违,作茧自缚,或者法制观念的淡漠,违反法律而受到惩处,酿成了人生的苦酒甚至悲剧。

农村题材电影表现国家权力和法治观念向乡土世界的扩张,随着农业政策落地生根,商品经济萌芽,城市化浪潮兴起,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和乡土伦理由松动转向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法治秩序和现代伦理逐渐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必然。 

 

      四、歌咏乡土温情,憧憬田园牧歌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然、诗意、和谐的栖息之所,礼尚往来、守望相助、安老怀少、勤俭持家、人情面子等约定俗成的乡规乡约处于支配性地位。而破坏了这些旧规的现代文明让都市人变成了槛花笼鹤,当感觉不舒时,充满着怀旧色彩,倾向于歌颂乡土文化田园牧歌的乡土叙事,就给伤痕累累的新都市人提供了精神慰藉。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电影由于思想禁锢,很难直面生活的灰暗,但积极、乐观、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是令人缅怀。如《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把政治伦理化,展现了理想化的农村生活图景。就是80年代《乡情》《飞来的仙鹤》《乡音》《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哦,香雪》等也承继了这种讲述幸福吉祥,合家欢乐的传统。特别是《边城》(1984),更寄托着创作者对邈如旷世的湘西乌托邦家园的憧憬,对“乡土社会”非功利性、超世俗性生活的向往。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乡土社会”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随着大多数的青壮年迁家进城,由中老年坚守的乡村或被改造,或者凋敝,成了大多数生于斯长于斯的新都市人回不去的故乡。农村题材电影寄予了人们对于乡村更为复杂的情感,乡村更多的成了一个言说理想栖息地的舞台。如《我的父亲母亲》(1999)、《那山那人那狗》(1999)、《诺玛的十七岁》(2003)、《花腰新娘》(2005)、《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孙子从美国来》(2012)、《春天的马拉松》(2018)、《十八洞村》(2018)等怀恋与歌咏传统农业文明,表达了对乡村淳朴生活的怀恋。

将“乡土”以“他者”的形象进行“唯美想象”,正是创作者反思城市异化,对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但无论如何,农村城市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尽管传统文化的精粹值得尊重、喜爱和发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被破坏,传统艺术和传统生活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如《百鸟朝凤》(2016),讲述老艺人焦三爷对唢呐艺术的坚守,无疑就是一曲唱给乡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挽歌。

 

结语

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是农村题材冲突戏剧设置的根基,而与天灾人祸的抗争是乡土叙事的主旋律,表现乡村异变是农村题材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乡土社会”的根基由动摇到逐渐崩溃的过程。乡土文化是中国人千年生活的主导,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表现乡土伦理和政治伦理及法制伦理的矛盾,既描绘传统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诗意和美好,也揭示其病症,人物和事件富有生活质感,是我们认识新中国农村70年坎坷发展的历史影像和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作者: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